《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和刻本及其生产阅读群体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刊刻《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属广义清内府刻书,书成后随海上贸易输入日本,在日本催生出多个衍生和刻本。系统整理和刻本《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的版本和现馆藏地情况,总结和刻本的特点,并进一步厘清和刻本在江户时代的生产和读者群体面貌。通过和刻本《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烛照清内府刻书在海外流传过程中的部分生命史。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编纂刊刻过程探析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在清及以后的各类书目、著录和研究著作中,通常被描述为是康熙四十六年由翰林编修陈邦彦奉敕编纂、刊刻的一部大型题画诗文集。作者认为此书纂刻过程比较复杂,并非陈邦彦一人之力所成。先后有查慎行、陈元龙等数人经手此书,但最终只有陈邦彦得以署名。对这部诗集历史背景和成书过程的还原,可管窥康熙中晚期“内府刻书”的复杂面貌。

科举制与唐代美学之关系的多维解读

隋唐时期国家选官制度的变化,科举取士的发明,使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逐步被赋予了制度形式,它对理解唐代美学(艺术)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一方面,科举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了晋身通道,从而造就了积极进取的“新士人群体”,参与了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建构,为唐代社会注入了昂扬向上的新活力,成为奠定“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子。另一方面,因发明“诗赋取士”,国家设立书学博士,选官任用讲究“身言书判”,其以制度参与和利禄诱导的方式直接刺激和推动着唐代诗文与书法艺术的创作及文人对相关理论的提纯与总结,并间接影响其他门类艺术美学的发展。其中,制度的规约性、诱导性、刺激性,以及通过制度背景所确立的巨大“功名场域”和“文艺场域”,是解开科举制与唐代美学缘何发生关系这一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