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北周宇文觉墓发掘简报

2022年7月~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北贺村发掘了北周宇文觉墓。墓葬地表带有完整的围沟,地下结构与北周中型墓葬接近,随葬器物以各类陶俑为主。宇文觉墓的发现为北周开国时期政治斗争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也为北周其余三座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指示信息。

辽宁北镇偏坡寺诸遗址性质的再探讨

辽代佞佛始于萧绰。建佛寺依附帝陵始于萧绰葬于辽乾陵后,寺院与陵墓相结合的陵区规制,影响到其他贵族墓葬,形成了墓寺相邻的葬俗。位于辽乾陵北的偏坡寺诸遗址为辽代皇家寺院——崇仙寺,崇仙寺建筑布局与同时代的密宗佛寺建筑布局相似,大殿供奉密宗大日如来,东配殿供奉药师佛,西配殿供奉阿弥陀佛,前有东钟西鼓二楼,骆驼峰顶有相当于法舍利塔性质的藏经阁,起尘沾影覆之功效,佑福山坡下的辽乾陵。辽代陵墓、佛寺、佛塔三位一体的建筑布局,是辽代中期以后皇族及贵族墓葬的一大特色,也是辽代崇佛、佞佛的具体体现。

河南新郑后周皇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2018年12月至2019年10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市文物局联合开展了后周皇陵的调查工作。本次调查对各陵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测绘,证实了后周皇陵实施简葬的历史记载。根据采集哀册的内容,纠正了以往对皇后陵的认识。后周皇陵的地宫形制完成了由方形向圆形的转变,对北宋皇陵有直接影响。陵上遗址可能为北宋前期所修建的陵庙。

辽朝奉陵邑初探

辽朝吸收中原陵寝制度基础上设置奉陵邑以对陵寝进行管理,共有祖州、怀州、显州、乾州、庆州5个奉陵邑。奉陵邑规模宏大,城内宫殿、寺庙、官署等主体建筑完备,凸显其较高政治地位与作用。奉陵邑官员由奉陵官与州县官组成,直接向皇家机构负责。辽朝奉陵邑的出现一方面可视为契丹族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之表现,另一方面亦为统治者"因俗而治"治国理念之结果。

辽代党争探论

辽代前期,为争夺皇位,以耶律倍为首的太子党及其绪余与以耶律德光为首的大元帅党、以述律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及其绪余先后进行了两次党争,文争武斗,互有胜负;辽代中后期,围绕皇权与后权的几次党争,主要发生在后族两房(大父房和少父房)朋党之间,以及在后党支持下的耶律乙辛权臣党与耶律氵睿太子党之间,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与其他王朝党争不同的是,辽代党争独具特色:大都发生在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的两姓皇族与后族之间;契丹民族传统的选汗制度———“世选制”影响下的皇位继承制,是诱发辽代党争的主要原因。辽代朋党之间为各自之私利,互相攻伐,不择手段,形成严重内耗,对辽代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视。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三十年来辽代教育研究述评

辽代教育研究在辽代历史研究中曾处于边缘地带,被忽视、被冷落。从检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辽代教育研究一直是非常零散的,也不够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史逐渐被人重视,对于辽代教育的研究也越来越系统化,有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选择一些比较系统、权威的文献及观点,主要从辽代教育目的和教育思想、教育分期、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行政管理、教育特点、教育与科举的关系、教育的作用与影响方面进行综述与评议,为辽代教育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注重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又完备的官吏管理法律制度。就管吏的选任方式而言,主要以世选制、科举制为基本方式。此外,还有察举制、征召制、入粟补官法、恩荫、任子制、赏赐与赠与。既有成效,也有教训。

辽朝大贺氏考辨——契丹遥辇氏阻午可汗二十部研究之四

《辽史》载辽朝的皇族包括三耶律,大贺氏为其中之一。在遥辇氏阻午可汗整顿部落时,大贺氏和遥辇氏被析分为六,组成所谓的二十部。但详考《辽史》的记载,在辽朝皇族中根本不存在大贺氏一族,所谓“三耶律”是元朝修史者的杜撰,遥辇氏阻午可汗二十部也子虚乌有。

辽朝科举考试应试科目述论

辽朝科举考试与唐宋科举考试一样,有常举与制举之分,因而其科目设置也分为常科和制科。辽朝所实施的常举考试科目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和律学科,进士科和明经科从辽朝科举考试肇始便已设立,律学科的设置出现于辽朝的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辽朝末年;制举科目主要有举才行、贡明经、茂才异等、举才能、举贤良。辽朝的常举科目受唐宋影响较大;制举并不十分发达,只是偶尔为之,不具长期性、制度化。

明皇陵石刻宦官及服饰考

明皇陵石刻宦官作为以明初宦官为具体对象的雕刻,可以直观的验证史料中对明初宦官的相关记载,其"乌纱曲脚帽"、"衣胸背花"、"盘领窄袖衫"等成为解读"明初"宦官服制以及等级的最好注释和确凿证据。为了与明皇陵文武官员级别相一致,石刻宦官的等级也达到了明代宦官的最高级别即正三品。而从石刻所处时间段及等级来判断,该石刻宦官的原型应脱胎于明初的宦官机构内使监,那么其身份应为内使监监令。

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

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

风水思想与西汉帝陵关系研究

风水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秦汉时期,它对帝陵建筑文化有着很大影响,它所包含的环境哲学思想体现了古人对建筑与天、地、人关系的认识,是研究和了解西汉文化(尤其是丧葬文化)的一把钥匙。但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其中也包含有很多糟粕,需要在科学基础上辩证认识。

杨卓墓志与唐代帝陵的风水理念等相关问题

唐杨卓墓志近年在西安出土,志主为一风水先生,殊为稀见。志主通晓堪舆之术,继贞元年间参与了德宗皇帝崇陵的选址工作之后,又相继参与了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的选址。志主因功而获得奖赏与升迁,但其为伎术官的身份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非显赫;"唐十八陵",在长安以北呈扇形分布,各自独立,完全是按照山川形胜和岗原气候的风水理念建造分布的;唐代风水堪舆之风风靡全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东汉时期关中西汉帝陵的文化地位及影响

秦汉时期的关中不仅是雄视天下的"天府之国",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文明与文化高地。东汉皇帝为了绍继西汉,取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对关中西汉帝王陵墓格外重视,从开国皇帝刘秀开始,就确立了定期拜谒、祭奠关中西汉十一陵的制度。刘秀之后的东汉皇帝,大都能继承刘秀的遗风,多次亲临西京长安,祭祀关中西汉帝陵,充分显示了关中西汉十一陵在东汉政治和礼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辽金科举试赋考述

中国科举制度源于隋,唐宋两代逐渐定型化。唐代以来的进士科考试和一些制科考试中亦渐开试赋之习,且诗赋进士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地辽、金两朝与宋代政权先后对立,科举考试也沿承了唐宋的做法,根据两朝史料记载,科举取士中诗赋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然两代留存下来的辞赋并不多,仅有寥寥数十篇。但作为一代制度,却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词章之学的促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亦有自己的特色。

明初三陵时间顺序考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世界遗产的明初三陵其建陵顺序一直是争论的话题,如果按明祖陵建于至正二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三年,则其为三陵之先;如果按祖陵营建于洪武十九年,则其为三陵之末。这样的差距太过悬殊。现有研究对三陵考究所引史料也基本相同,对明皇陵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寰宇通志》、《中都志》等有关记载,对明祖陵的考究主要来源于《帝乡纪略》等,对明孝陵的现有研究则没有交代明确的出处。通过对《明实录》、《明通鉴》等史载比对,得出三陵顺序为先明皇陵、次明孝陵、再明祖陵。

西汉帝陵制度的继承性发展与影响

与秦公帝王陵相比,西汉帝陵体现出“汉承秦制”基础上的嬗变西汉帝陵的封土、地宫规模与陵园面积小于秦始皇陵,并将寝园和庙园移至帝陵陵园之外秦汉帝陵陪葬坑的形状、数量与随葬陶俑的艺术风格迥异。西汉帝陵陪葬墓排布规整,帝陵形制变为帝、后“同茔异穴”合葬,确立了完善的“独立陵园制”。西汉帝陵的“大墓地”形态为后世所效仿,其陪葬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帝陵陪葬制度的基础,西汉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都城)建设而成”的理念,以及“事死如事生”、升仙、厚葬与薄葬等丧葬思想,对后世帝陵的建造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