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prose developmen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any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it is rel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alents. Once it become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 th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alcul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ang and Song prose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ight great 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

新出《李世寿墓志》与唐初宗室治理交州论考

汉唐时期交州是中央王朝开拓经略南部边疆和海洋的重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安危密切相关。六朝至唐初交州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新出《李世寿墓志》记载了唐初皇室成员李世寿出任交州都督的背景和经历,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交州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唐初中央先后委派了至少6位皇室成员出任交州都督,同时又通过增派御史、黜陟大使等以加强对交州地区官员的监督和查处,其结果既使长期以来困扰中央王朝的交州吏治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也为唐朝对交州地区的有效治理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繁盛发展创造了条件。

金城公主和亲吐蕃与中宗朝的皇权重构

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是唐代历史上筹备时间最长、送行仪礼规格最高、对当时政局影响最大的公主和亲,是中宗力图提升自己政治权威、重构皇权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宗虽然是当时政治权力之争中的失败者,但由他主导的金城公主和亲,在玄宗开元年间的唐蕃关系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科场轶事的“制造”与传播

白居易干谒顾况的故事自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以来,在史籍文献中流传甚广。但细察白居易的干谒活动与顾况的人生轨迹,发现二人并无交集。“长安居,大不易”这一科场轶事极有可能是好事者有意杜撰,以迎合人们对长安科考之难与宦海风波的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名人效应”,也折射出唐代的科场风习。同时,与此轶事相关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由于本事的“加持”,得以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

陕西咸阳北周宇文觉墓发掘简报

2022年7月~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北贺村发掘了北周宇文觉墓。墓葬地表带有完整的围沟,地下结构与北周中型墓葬接近,随葬器物以各类陶俑为主。宇文觉墓的发现为北周开国时期政治斗争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也为北周其余三座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指示信息。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故交、宗盟与外臣:蕃书所见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的演变

会昌年间,灭亡漠北回鹘政权的黠戛斯再次与唐朝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唐朝的册封来强化自身在草原的统治。唐朝对待这位强大新邻的态度最初非常谨慎,表达敬意却不明确承诺;直到确认双方过去交往的历史后,为争取在回鹘问题上的合作,才以所谓“同族”关系为基础,与黠戛斯确立了宗盟关系,最终给予其册封。唐朝末年,随着黠戛斯西归,双方地理距离被拉远,各自诉求发生变化,虽友好依旧,但唐朝对待黠戛斯的礼仪却有所下降。蕃书王言向我们展示了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天下秩序下唐朝与民族政权交往的诸多细节。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皇权政治视域下的唐代边疆封授政策

唐代的边疆不能用现代国家疆域划分的方法来理解,应放在封建王朝的大背景下,明确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的支配作用,以便于还原古史真相,避免从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方面的误读,形成对古代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渊源的正确认识。唐代边疆有地理与军事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三个维度的意涵,边疆封授包括边疆册封与授官两个方面,是边疆思想作用于政治体制的典型体现。从“天子”与“皇帝”的内涵与适用范围的讨论可以看出,皇权对天下的支配是边疆封授得以施行的关键政治背景。唐代边疆封授有着划分等级、区分内外等内在规律,但无论边疆如何变化、封授如何灵活,维护皇权是根本使命,皇权政治是古史体系中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运转的基轴。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

2019年9~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岔山村浩门组山顶上的1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墓保存完整,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漆木、金属、石器、革制品、丝织品及殉牲、粮食作物等。根据墓志可知,墓主系吐谷浑王族成员喜王慕容智,葬于唐天授二年(691年)。墓葬建造精美且未被盗扰,出土遗物丰富,反映了唐代早期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成员墓葬的特征,极大丰富了吐谷浑墓葬考古资料,也为研究和复原唐代高等级墓葬及其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借鉴。

河南新郑后周皇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2018年12月至2019年10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市文物局联合开展了后周皇陵的调查工作。本次调查对各陵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测绘,证实了后周皇陵实施简葬的历史记载。根据采集哀册的内容,纠正了以往对皇后陵的认识。后周皇陵的地宫形制完成了由方形向圆形的转变,对北宋皇陵有直接影响。陵上遗址可能为北宋前期所修建的陵庙。

唐代“立、坐部伎”相关问题辨析

唐史文献中有关"立、坐部伎"14部曲目及其内容的记载,或详或略,大致相同,但对"立、坐部伎"的始置时间,却无确切表述。晚近学者研究考索之观点,也不尽相同。运用历史个案与时代背景综合考察的思维逻辑和历史学的"内证"方法,从认识宏观历史演变的基本面貌和理清具体史实的时间环节入手,排比史料,经过分析论证,结论是自贞观十四年起,"立、坐部伎"的曲目已各有4部,具备了设置乐部的基本条件。

唐代武举的创立及其影响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唐代武举的创立情况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分析认为,唐代武举是唐代体育文化创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当时及后世各朝的世风、武艺、军事、科举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

唐代隐逸兴盛的成因对把握唐代隐逸的特质、风貌及其与唐诗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一风尚的盛行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政治上 ,唐代帝王对隐士优渥褒扬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科举制度方面 ,士子科举落第、仕途的挫折、中晚唐科场的流弊以及高隐制举的设立都使唐人的隐逸行为较前代变得更为频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 ;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从经济基础看 ,唐代日益普及的私家园林 ,成为唐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其恬淡的隐逸情怀的理想境地 ,并构成唐人践履隐逸。

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

唐代宗室管理机构比较完备,专职机构宗正寺和王府官与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唐王朝十分注重宗正的人选,尤其是宗正卿和宗正少卿多由德高望隆、戚属尊贵的宗室担任。纵观唐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不同时期宗室政策各不相同,带有阶段性的特点。高祖至高宗朝,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奠基时期;武后、中宗和睿宗朝,初建的宗室管理制度旋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玄宗朝整饬确立了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肃宗至唐末,宗室制度随着王朝政治的变化而演变。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唐代科举科目考述

唐代科举科目数量多 ,对后世的影响大。研究唐代科举科目的设置与变化情况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