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汉后妃的悲剧色彩

西汉后妃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女性群体。在后宫争宠争权的残酷角逐中,失败的后妃往往是被废、被杀或自杀;有些后妃虽然一时成功,但是随着政权的变更,同样是下场凄凉;还有一些后妃则完全成为政治牺牲品。作为帝王的妻妾,那些无宠和失宠的后妃在情爱方面都有太多的缺憾和痛苦,有些后妃即便是地位尊崇,大权在握,可是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有难以愈合的创伤。

关于西汉梁孝王刘武历史地位的评析

梁孝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坚拒吴楚七国之乱,为维护汉朝天下,捍卫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招贤纳士,提倡风雅,开创了西汉梁国文化的繁荣局面;他生活极度奢侈豪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在客观上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供游赏观览的历史文化胜迹;汉景帝的随意许诺,窦太后的偏袒宠爱,在抵抗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汗马功劳等,都使他野心膨胀,终于上演了一场皇帝梦破灭的人生悲剧。

简论西汉诏书的传播内容、渠道及效果

西汉诏书在帝制时代有着最高的权威性,其所承载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并有着特定的传播渠道和广泛的传播对象。由于西汉诏书的效力法令化、内容实用化、传播途径专门化和制度保障法律化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独有的传播效果。

风水思想与西汉帝陵关系研究

风水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秦汉时期,它对帝陵建筑文化有着很大影响,它所包含的环境哲学思想体现了古人对建筑与天、地、人关系的认识,是研究和了解西汉文化(尤其是丧葬文化)的一把钥匙。但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其中也包含有很多糟粕,需要在科学基础上辩证认识。

东汉时期关中西汉帝陵的文化地位及影响

秦汉时期的关中不仅是雄视天下的"天府之国",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文明与文化高地。东汉皇帝为了绍继西汉,取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对关中西汉帝王陵墓格外重视,从开国皇帝刘秀开始,就确立了定期拜谒、祭奠关中西汉十一陵的制度。刘秀之后的东汉皇帝,大都能继承刘秀的遗风,多次亲临西京长安,祭祀关中西汉帝陵,充分显示了关中西汉十一陵在东汉政治和礼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西汉农业诏书探析

西汉农业诏书及其所反映的农业政策可分为六个时期。农政主要包括:颁布劝农诏,鼓励农业生产;减免租赋,与民休息;振贷贫民,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皇帝倡导节俭,躬耕藉田,以劝农天下;建立完善的农业管理体系等内容。这些政策促进了国家农本思想形成、农业技术推广,以及农业经济繁荣,并成为封建社会农政的基本模式,使以农立国的传统正式形成。

论西汉前期诏令

汉代诏令颇得好评,其中西汉前期诏令尤受赞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流露了真性情,凸显了有关帝王的精神气质与个性:汉高祖诏令简易朴实,近乎口语,体现了高祖本人的豁达大气;汉文帝诏令平和自然、以情动人,体现了文帝本人的谦和仁慈;汉武帝诏令主要体现了他雄豪自负的个性。

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

汉代“文景之治”源于对黄老思想的践行,这一观点几为学界共识。然而系统梳理汉文帝诏令发现,其对《孟子》中记载的仁政思想却多有言及,并且这一特点贯穿了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甚至官方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定位也与《孟子》中的仁政记载若合符节。这表明汉文帝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高度认可,“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儒术治国的一次成功践行,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又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同时此说也可以合理解释,孟子学史上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在汉文帝时代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对孟子“政治之学”的关注不应仅集中在学术层面,在汉代孟子学史的梳理过程中,统治阶层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同样不容忽视。

西汉帝陵营建人员的组织和管理

建筑营建人员的组织和管理是中国古代建筑工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汉代工官制度的研究还一直停滞在粗略的描述阶段。本文以西汉帝陵为例,在搜集和整理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其营建过程中的各类人员组织和管理进行挖掘和探究,以期呈现出汉代建筑工程人员组织和管理的系统框架。

西汉帝陵制度的继承性发展与影响

与秦公帝王陵相比,西汉帝陵体现出“汉承秦制”基础上的嬗变西汉帝陵的封土、地宫规模与陵园面积小于秦始皇陵,并将寝园和庙园移至帝陵陵园之外秦汉帝陵陪葬坑的形状、数量与随葬陶俑的艺术风格迥异。西汉帝陵陪葬墓排布规整,帝陵形制变为帝、后“同茔异穴”合葬,确立了完善的“独立陵园制”。西汉帝陵的“大墓地”形态为后世所效仿,其陪葬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帝陵陪葬制度的基础,西汉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都城)建设而成”的理念,以及“事死如事生”、升仙、厚葬与薄葬等丧葬思想,对后世帝陵的建造有着深刻的影响。

贾谊为何不被汉文帝所用

贾谊是西汉初杰出的政论家,他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且影响深远的政治主张,但他却不被汉文帝所重用,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贾谊的主张损害了朝廷重臣等人的既得利益,而汉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皇权有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之后贾谊被迁升为梁怀王太傅,因其削藩措施不符合汉文帝以诸侯王国拱卫西汉中央王朝的思路,故也不被汉文帝采用。

论西汉内朝政治的缘起和特征——以皇权与相权之冲突为视角

西汉的内朝制度不仅是西汉政治的一大特色,而且对后世许多朝代的政治制度也有过深远的影响。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分配秩序,西汉内朝政治的实质就是分割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官僚集团的权力,藉以巩固和加强皇权,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它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皇帝制度和宰相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而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征。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西汉皇后葬地研究

西汉时期享受过皇后待遇的女性达20人,她们的葬地分为帝陵、帝陵附近、汉长安城周边及其它地区四种情况。传统与西汉帝陵制度、皇后的身份变化、葬俗及皇帝的情感均对皇后葬地具有影响,其中前两种因素发挥主要作用。葬制与葬地并不对应,皇后死亡时的身份决定着她们的葬制。

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

论西汉宗室对儒学的接受与践行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西汉宗室也开始逐渐接受儒学的洗礼。既有刘交、刘向、刘德等人束身向学、积极研习儒术,但更多的是在相、傅的教导和朝廷的提倡下被动接受儒家教育。虽然西汉宗室上层普遍接触过儒家文化,但对儒家伦理纲常的践行却不如意。这当与诸侯王年幼就国、缺乏系统教育,以及西汉中央对地方王侯的防范和打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