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

论张家山汉简中的军功名田宅制度

《二年律令》披露的名田宅制和高祖五年诏书的"赐田宅令"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军功受益制度。制度本身有三大特点:等级性法规、商品性特征、军功受益原则。此制在实行之初即存在地域分别,拥有小爵以上爵位者享有制度保障,小爵以下者因地域差异很难按制占足土地,或根本得不到国家的直接授田。随着人口的增长,农民被迫分户析产,进而造成农民占田的严重不足。文帝以后,基本放弃了汉初以来的名田宅制度。

论《劝勉婚嫁诏》颁布的社会动因及影响

《劝勉婚嫁诏》是唐太宗登基之后颁布的第一个婚姻诏令,它集中体现了唐政府对婚姻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本文认为,隋末战乱及唐初平定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等是该项诏令颁布的主要社会动因。诏令的推行与实施,对于乱离之后唐代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诏》之作年及相关问题

关于唐太宗《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诏》的作年,《旧唐书》太宗本纪和长孙无忌等人的本传记载有歧见,在分析此问题时,涉及到了相关史料记录讹误等问题。在辨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可以认定:唐太宗《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诏》作于武德九年九月;《旧唐书》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三人的本传中关于贞观元年受封的记载,是错误的;食邑和实封是两个内涵相差较大的术语,新旧《唐书》中有误用的情况,引用时应多加注意;新旧《唐书》,特别是《新唐书》,在记载一系列事件时,如果时间跨度不大,往往会忽略时间的变化,在处理相关资料时应该谨慎处理。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诸侯子”小议

"诸侯子"一词历来有不同的解说,根据简牍资料文献记载分析,"诸侯子"应不是普通诸侯国人,而是汉初跟从刘邦统一天下的原六国诸侯支系宗戚。

肩水金关汉简《永始三年诏书》校读

自《永始三年诏书》公布以来,文字考证分歧很大,《肩水金关汉简（肆）》虽有校订,仍有不足之处。本文对相关文字进行了改释和补正,并对简的顺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后汉纪》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年代校证

《后汉纪》记载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安平崔寔郡举诣公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此事年代令人怀疑,需要校勘证实。通过探讨具体与笼统的"桓帝初",比较《后汉书》纪传内容的相互联系与对应,考察崔寔与征辟、推荐者交集的任职时间,探究崔寔元嘉年间著作东观的情形,辨析崔寔官职的升迁,多角度辨正分析,认为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的年代当是《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的建和元年四月庚寅,崔寔诣公车当在其后,而非《后汉纪》记载的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

《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研究

对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木牍内容进行全面释读,特别是识明其中的“史[记]”和“箸(著)[令]”两字(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诏书的主题,以及通过比对,印证《赵正书》的部分内容,同时还结合诏书、《赵正书》《史记》编制《秦二世继位大事年表》,最后根据《赵正书》中记载的内容,探讨“始皇帝遗诏”与“沙丘之谋”的关系。

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考

2023年歲末,在山東莒縣莒國古城新見一件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殘片,殘留的部分底長16厘米、口沿長7.5厘米、高8.5厘米。該陶文殘存七行十八字,完整的十五個字,有三個字衹保留部分筆畫,釋文爲“……兼□□諸侯,□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山東莒縣新見秦陶量二十六年詔書是目前所知詔書殘片中字數最多的,更爲重要的是其與整飭劃一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相比,它的風格是另類的,字形寫法獨具特色,有些字的寫法是第一次見,如“爲”“丞”等;有些字的筆勢也與已經見到的二十六年詔書不太一樣,如“首”“安”“狀”等。陶文的布局不是四字印聯戳式,每行的字數也不一樣,有的三字,有的四字。無論在文字還是在書法上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值得我們重視。

西藏档案馆所藏《八思巴字龙年圣旨》颁发年代考释

八思巴字是元帝师在藏文基础上创制的一种古文字,在元世祖诏书中称之为“译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1995年,《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中公布了7份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其中包括一道称之为《也孙铁木儿皇帝颁给斡节儿坚赞的圣旨》,也称《八思巴字龙年圣旨》。之后,在国内外学者汇编出版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均沿用了上述名称,并注明颁发时间为1328年。文章通过对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纪年情况的研究,认为该圣旨不属于以传统历法和年号相结合纪年类的元代后期圣旨,而属于元前期采用的单一传统历法纪年的圣旨。结合延祐三年礼部所造“亦思麻儿甘军民万户府印”,认为该龙年圣旨系元仁宗于1316年颁发的圣旨。

从《文心雕龙·诏策》看上古至魏晋时期诏策的变迁

通过《文心雕龙·诏策》,我们可以了解上古至魏晋时期诏策的大致变迁情况:上古时期统称"命";三代的诏策除了命,还包括誓和诰;战国时期改称"令";秦时规定"命为制,令为诏";汉代规定帝命分为策书、制书、诏书和戒敕四种;魏晋时期基本继承汉制。

南京博物院藏满汉文康熙元年圣旨译释

本文在对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一道康熙元年圣旨的满汉文内容释读的同时,结合相关史料还原圣旨涉及的主人公张令宪其人、其事,并试对史料中的歧异之处作了辨析和考订。

清王朝覆亡的文物见证

1911年,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了清帝退位诏书、清朝传位玉玺及清朝的龙旗等一组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文物,共同见证着100年前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本文拟结合历史背景对这一组文物的内涵、影响及流传经过等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