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通贤龚氏的科举成就与社会贡献

通贤龚氏是明清福州的名门望族,主要以科举、循吏、著述和藏书而闻名。明清两代,共繁衍二十代,在科举方面,从第四世开始发力,截至光绪九年(1883),有科举功名者多达91人。该家族在科举道路上的成长,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在政治业绩方面,出现清前期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祖孙四世写入清史循良传的盛况;在文化贡献方面,明朝中后期的状元龚用卿、清朝后期的进士龚易图是其佼佼者,尤其是龚易图所藏的十万卷图书,堪称近代闽中藏书之最,且成为今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古籍的主要来源。

晚清民国以来殿本的收藏、出版与研究考述

晚清民国时期殿本逐渐从深宫之中流散出来,成为收藏家们着力购藏的对象,也造就了陶湘等一批著名的殿本藏家。晚清时期殿本的大规模石印,改变了原先有限的流播方式,使其化身千百。北京故宫是殿本的发源地,亦为殿本陈设、存藏的最重要处所。故宫展开了馆藏殿本的全面清理工作,对殿本进行系统陈列、阅览、编目和出版,相继刊行了《故宫所藏殿板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殿本目录,成绩卓著。陶湘则是民国时期收藏、整理和研究殿本的代表性人物,主持了故宫殿本图书编订工作,编订了《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书目,还撰写了详细考述殿本源流的《清代殿版书始末记》,其对殿本整理、保护、收藏、流通利用的理念和实践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贵州省博物馆藏明刻本四种述略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雕版印刷业发展较快的时期。按书籍的版本特征,此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洪武至正德年间(1368—1521)为第一阶段;嘉靖至隆庆年间(1522—1572)为第二阶段;万历至崇祯末年(1573—1644)为第三阶段。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明刻本多为善本,亦有孤本,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本子,至今有四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现就所入选四部古籍进行考述。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试论清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清代是古籍版本学的繁荣时期。文章从同书异本研究、善本观、版本学家和标志性成果等方面论述了清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清刻本图书的价格与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法,对清刻本书名页上钤有的"木记"材料及清代前期、中期和晚期的清刻本书价进行分析,并对书价与物价、俸禄、工价、米价等进行比较,归结出清刻本图书价格在清代的总体走势。

清末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与学校教材的关系刍议

清末内忧外患的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教育革新,废科举、兴学堂、倡实学的浪潮逐渐高涨,新式教材的建设也随着各级各类学堂的大量涌现而迫在眉睫。为有效提高学校教材的编辑质量以及加强对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京师大学堂设立了编译书局,开启了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编写教材的政府行为。

清儒三家《诗》辑佚成就述略

清代三家《诗》辑佚工作分为三期: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分别代表了清初及中叶的研究成果,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为历来搜集、研究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这三家的辑轶工作应尽可能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考论诸家著述的成因、得失和承传关系,为清代三家《诗》集佚史理清脉络,并为后世的研究提供参考。

清代滇版医籍刊刻初探

清代随着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云南的刻书业走向盛行,咸同年间的回民战争使鼠疫流行区域扩大并几乎波及全省。清代云南雕版印刷开始形成官、私、坊3个体系。在医籍刊刻方面,以坊刻尤为突出。

长崎贸易中的清宫刻书——以《舶载书目》为中心

《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记载的卷帙庞大的清宫刻书,都是刊刻不久就被搜罗输入日本的。清廷开放的政策、日方迫切的需求、贩书高额的利润,是清宫刻书远销东瀛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携带清宫刻书渡日的唐船(出发港及船头),探寻持渡日本的清宫刻书的渠道,希冀从一个侧面挖掘清代宫廷刻书、中日书籍交流史不为人知的内容。

善本与清本

在我国现存的古代文献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清代版本,而其中被确认为善本典籍的文献却只有极少部分。这种现象不仅与该部分文献的绝对存世量不相符,也可以认为是对清人在文献工作方面的成就重视不够。究其原因,一是观念的问题;二是从清版文献中选择善本是一项不熟悉和有一定难度的工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取得了实际的成果,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文章就清版善本的选择问题从这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意见,以求方家一哂。

清代北方家族商业出版探究——以山东聊城叶氏家族为中心

清代北方商业出版开始兴起并达到繁盛,其中山东聊城叶氏家族祖孙三代积极参与坊刻举业书的编纂引人注目。叶氏一族从叶葆自行编刻,到其子叶锡麟、其孙叶祺昌与"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密切合作,祖孙三代的商业出版活动,贯穿清代乾隆至光绪,内容上集中于试帖诗、律赋作法的讲解,及墨卷选集,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服务,针对性极强。聊城叶氏一族成为北方坊刻业中家族参与商业出版的重要典型,充分体现了清代山东坊刻业的繁荣与兴盛。聊城叶氏的商业出版活动,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北方坊刻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明清官府书业述论

明清书业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 ,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及明清官府的刻书对图书事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明代内府写本及其价值

内府写本与刻本并称内府图籍之双璧,是中国古籍版本系统的重要类型。明代内府写本从数量上虽逊于清代,但写抄、版本、装帧等均堪称精好,其种类不仅有宝训、实录、御制集等皇家文献,更包括奉敕纂修和内廷各部院衙署之官修书籍,内容广博,反映了明代书籍文化和帝王铺张文治、正本清源的道统思想。

文渊阁四库本《缘督集》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翰林院抄本《缘督集》,一直以来被视为善本。在四库文献群体中,它不同于阁本,亦非四库底本,而应称以'四库抄录本'。这个抄录本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衍生品。将此本与文渊阁四库本《缘督集》进行比较,发现这个'四库抄录本'实非善本,阁本《缘督集》明显胜于翰林院抄本。阁本《缘督集》较之现存的万历本、清抄本而言,均有其特殊优势,其底本来源可靠,文字校勘精良。从某种意义上说,阁本《缘督集》实为善本。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备考录》科举词汇考释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是一部搜罗宏富、训释精当的口语词汇著作,对200余种唐宋史料笔记中出现的新词新义进行考释探讨,后附九十一条"语辞备考录"。对"语辞备考录"中"打冒氉""魁""蓝罗""蓝缕""襕缕""烧尾""无籍""精切"8个词进行考释。

用御制文献做“江南”文章——以康熙御制诗总集的编纂为中心

清初诗歌创作繁荣,选本众多,江南诗人与选家占据其中的绝大多数。江南明遗民的诗作与选本中流露出山河易代的“变风变雅”之音,这与康熙所需要的盛世元音大相径庭。为了消弭江南的“变风变雅”之音,在博学鸿词科召试期间,以冯溥为首的文学侍从发表宗唐祧宋的诗论,呼吁拥护清朝统治的文人共推唐诗、同奏盛世之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诗选的热潮。康熙四十五年(1706)起以《全唐诗》为代表的康熙御制诗总集刊成,康熙在御制序中亲自阐发儒家诗学的基本理念,推崇发于“忠孝”的“性情之正”,倡导“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将明遗民为了救世而重建的儒家诗教体系涵摄在内,完成了对明遗民诗学观念的收编。康熙还有意识地选择出身江南的翰林、举人、岁贡生、国子监监生等士人担任御制诗总集编纂的主力,引导他们在编纂实践中增强对康熙诗学理念的认同,促进江南士人承认清朝的文化正统性,拉拢江南士绅群体拥护清朝统治。康熙御制诗总集刊发后的江南诗选皆传达“温柔敦厚”的颂圣之音,客观上达到了统一诗学思想的效果。

同治光绪年间新科进士授职情况探析——兼论《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的相关观点

《清史稿》和《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两种书都谈到了新科进士的授职情况,前者较为简要且有缺漏,后者较为详尽。然而,尤其是《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在同治和光绪时期所授职"知县"和"内阁中书"的记载上有不当之处。此外,该书对现任官员考中进士后授职情况的记载也不甚完备。对此,论文利用《清代朱卷集成》中丰富的进士履历予以一一指正和补充。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戴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四库全书总目》清代普及性史书提要订误六则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的副产品,自成书以来,一直被文史学者所推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其中却存在很多的谬误,有的是史书成书年代错误,有的是作者籍贯错误,有的是作者时代错误,还有的是论述错误,这些错误均是由于四库馆臣未经细审,看到只言片言即匆忙下结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