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武陵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探析——以黔东北地区为中心

随着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入、国家权力的不断延伸以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的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农业结构得到一定调整;农村手工业的进步较为明显,推动了山地资源的商品化生产;农村商品经济不断活跃,促进了农村市场的扩大。明清时期武陵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该区域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当今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论明清时期的贵州驿站管理及其变迁

明清时期,贵州的驿道交通在历代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驿站的日常运行、设施维护、人员配置、经费支出,是驿道交通管理的重要环节。明朝时期,贵州的驿站分为地方“三司”管理的驿站和宣慰司等直接或参与管理的驿站;清朝时期,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贵州各地的驿站管理又出现了较大变化,即清廷将各地的驿站划归所在地的府、州、县管理。在整个明清时期,贵州的驿站在经费支出、设施维护、物资供给以及人员配备方面呈现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

明代南阳府的水旱灾害与应对措施

明代南阳府的水旱灾害具有连续集中、季节性明显、多次生灾害三个特点。府域内特殊的气候与地理条件、流民迁入毁林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水利工程及政策的缺陷等因素共同导致明代南阳府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并对府域内部州县造成农作物减产、人口流失、社会秩序混乱三方面不良影响。为应对水旱灾害,南阳府逐渐形成防灾备荒、临灾应对以及灾后恢复生产三个阶段的应对策略,客观上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杨东明《饥民图说》与万历二十一年河南洪灾

万历二十一年(1593)黄河决堤,给河南造成了巨大灾害,直接导致了河南甲午之荒。次年,杨东明便向万历上疏《饥民图说》诉说虞城灾情,书中可见洪水摧拉舍庐,麦禾颗粒无收,流民闾阎枵腹。杨东明采用图文并茂的文体结构、通俗直白的俚语书写,客观上促成了万历帝派遣官员前去蠲赈救荒之举,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河南洪灾后的生灵涂炭之景。

“附近”的历史:《何兆瀛日记》呈示的晚清镜像

晚清名士何兆瀛现存的日记保留了他人生几个重要阶段的记录。特别是在京师生活五十载后,何兆瀛以浙江杭嘉湖道、两广盐运使的身份分别去到浙、粤二地,作为相关事务的亲身参与者,他深度接触到攸关国家命脉的科举、海塘、盐务等要项。他以日记书写的“附近”,是普通人和多数官员不曾经历的“远方”,密切关联着当时的国情前沿,如同一面镜子,映现出独特的晚清镜像。

明清河南方言“维”组字声母考

古止摄合口三等以母字“维惟唯”等照例应该归于零声母,但是在河南大多数方言中却读同微母[v]。文章借助明清河南韵书、韵图等材料爬梳了这组字的读音,发现“维惟唯”等字被记作独立连声小韵或与微母字同小韵不绝于书。联系这组字在《中原音韵》已读微母,推断它们在河南方言读入微母至少已有700年的历史。

从“文风底色”到“儒商叠色”——明清顺德园林发展历程

作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清晖园所在地的顺德,明代前期已形成园林营建传统,至清代中期进入鼎盛期。园林作为文学发生地,与文学、教育共生,“文风底色”贯穿明清园林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明末清初园林叠加“遗民瑰色”,成为明代遗民的精神家园。清代中后期园林叠加“儒商混色”,园主身份由进士学者,到文人、豪商并存,儒商并重,园林既体现文学艺术性,亦带有珠三角生活的世俗性和商业性的文化特质。该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把握,以顺德为个案分析,考察岭南园林明代、清初、清代中后期三个阶段的艺术实践状态,为岭南园林史研究提供鲜活的区域样本。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岭南逸史》所见明清粤东客家人的崇文风气

《岭南逸史》是清代中叶成书的一部客家文学著作,但所述史事常有所据,作者自诩“是编悉依《霍山老人杂录》《圣山外记》《广东新语》及《赤雅外志》、永安、罗定省府诸志考定”。据现代学者与笔者考证,所言不虚。书中形象反映了粤东客家地区的社会风俗,尤其是崇文习俗,而集中体现在:一般客家山村弦诵为乐,惠州西湖诗社兴盛;社会上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书中女性知书识礼,不但千金娴诗书,婢女亦风雅;精心打造与韩愈相关的古迹以凸显地方崇儒尚文风气等方面。

明清贵州人口规模演变与区域开发

明清时期,受战乱、移民及政策的影响,贵州人口规模阶段起伏,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促进贵州的农业开发和城镇形成,推动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日益增长进一步推进贵州的农业垦殖,造成贵州乡村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导致农业人口逐渐过剩,迫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促进贵州城镇经济日趋繁荣,加快贵州早期城镇化的进程。明清贵州人口演变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表征。

汉瑶交融:明初广东治瑶政策述评

明朝初期,广东瑶人叛服不定,严重威胁明朝在广东地区的统治。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沿袭前代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治瑶之策,其后永乐年间(1403-1424)采用重在安抚的治瑶政策,百年之间溪峒瑶区得以安宁。明初治瑶政策的实行维系了广东的和平稳定,对于汉瑶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意义。

论明代贵州的田税制度的变迁

明代贵州田税制度的推行,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至全的变化过程,即从明太祖时期贵州的田亩无尺籍、田税无定额,到明朝中期以后贵州的田亩局部尺籍、田税逐渐有额和田亩全面丈量、田税差别征纳,再到崇祯时期的耕地统一管理、田税统一征收。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对贵州各地的田税实行统一额定标准,最终将贵州的田税由朝廷进行全部直接征纳,并纳入其地方财税管理系统。通过查考相关史料,梳理分析明代贵州的三类田税在不同时期表现的不同特征、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明朝时期贵州田税制度的变化过程及特点。

明清时期云南府水灾时空分布研究

明清时期云南府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社会经济水平都处于高峰期。但在发展的同时,各种灾害也频繁发生,尤其是水灾。通过研究发现,明清时期云南府水灾的发生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水灾发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通过资料的搜集整理,借助Arc GIS技术对于明清时期云南府水灾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灾害发生因素进行呈现,以期推进明清时期区域灾害史研究。

明清时期贵州江西籍移民考论

明清时期,大批江西籍移民先后进入贵州各地,从事土地耕种、小手工业、矿产开发和商贸经营等活动,这些移民大多数留了下来,在当地生息繁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江西籍移民及其后代广泛参与了贵州各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促进地方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贵州各地方志、现存的“江西会馆”建筑、江西籍移民后代保存的实物资料等进行查阅走访了解,对这段历史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参考帮助。

军事控制与民众自卫——明清时期赣南山寨与地方社会

自明中叶以至清代,赣南地区兴起众多防御建筑形式。不同于城、堡、村围、围屋等建筑,赣南山寨的修筑者既有官军也有盗贼,更多的则是绅民。官军、盗贼山寨都为控制地方的军事据点,而绅民修筑的山寨则多具自卫属性。伴随着流民在地化和赣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等社会进程,官军山寨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削弱,以山寨为据点的盗贼力量在赣南乡村中日趋式微,而内以血缘世系相凝聚、外以绅民团练等形式相联结的家族或宗族型山寨最终成为晚清赣南山寨的主要类型。文章对大田梅氏寨居过程进行探讨,则为窥见明中叶以来赣南地区历史社会动乱之下的民众应对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个案。

明中期辽东都司人口规模考述

关于明中期辽东都司地区人口规模,史家多采用《辽东志》和《全辽志》中约40万的记载,但经过对人口构成的分析,明中期辽东都司地区人口数额近70万,主要由官军、军下舍余、女性人口、徭役人口、寄籍户口及文武职官员人口构成。造成文献记载人口数额不足的原因在于文献中多记载丁口数额,而非人口数额。如此规模之人口成为辽东地区军政管理及开发的主力军,对辽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广东地区气候变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比广东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即LIA期间的气象灾害、战乱、人口发展等几方面的数据,研究了明清时期气候变冷对广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衰退、生态环境的恶化、战乱和农民起义的增多、人口发展的减缓以及瘟疫次数的增加,都与气候变冷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时指出,气候变冷的各个可能的影响结果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严重阻碍了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明清时期河南蝗灾时空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联系

利用史料记录建立了明清时期河南蝗灾数据库,进而构建了蝗灾年份序列和蝗灾县次序列,再现蝗灾发生的时空特征,探讨了蝗灾动态与气候变化的关联。结果表明:明清时期河南蝗灾平均2.4年一遇,是过去千年较为频繁的时期;1520-1530年、1580-1590年、1610-1640年、1690年和1850-1860年是河南蝗灾的5个高发期;蝗灾县次序列没有明显的递增趋势,17世纪是典型的重大蝗灾的群发期。河南蝗灾的空间分布呈现广泛但不均的特点,豫北、豫东地区是蝗灾高发区域,豫西、豫南地区则发生相对较少。小波分析显示,蝗灾爆发没有显著的周期性;蝗灾频率与规模之间存在类似古登堡-里查德关系。蝗灾在气温偏冷和偏暖时期都有可能爆发,受温度变化影响不显著;蝗灾与降水关系密切,与干旱呈正相关关系。

明清时期安徽省蝗灾时空演化、社会影响与响应

自古以来,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中国农业社会的三大自然灾害。基于史料文献收集了明清时期安徽历史蝗灾记录,通过构建10 a尺度上的蝗灾频次序列和1 a尺度上的蝗灾县次序列,在县域尺度上绘制了蝗灾指数分布图,探讨了蝗灾演化时空动态过程。通过引入饥荒、米价以及疫灾序列分析了蝗灾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古代社会对蝗灾的响应过程。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安徽境内共发生181次蝗灾,每3.2次/10 a,累计653个受灾县次,平均3.6县/a;安徽地区发生了5次大蝗灾事件,这与同时期的干旱密切相关;安徽长江以北地区的蝗灾指数高于南部山区,地形、水旱灾害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是影响蝗灾指数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蝗灾对社会产生了复杂深远的影响,是引发饥荒的重要因素,并间接导致瘟疫现象。蝗灾大范围出现后导致短期内米价暴涨,增加社会不稳定性。政府的捕蝗救灾的方式与能力直接影响群众的生存状况,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综合看来,蝗灾会对农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产生多重影响。

明代地方医学的教育功能——以广东为例

明初王朝对地方医疗颇为重视,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成为地方官衙一部分。医学的职能主要是培训地方医疗人才、负责地方卫生事宜。明代广东县级政区几乎均设医学,对医学文献整理、人才培养均有积极成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信巫轻医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