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互信共治新模式

通过梳理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传统“中心型”的物业管理模式面临难以摆脱的“周期性危机”,制约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导致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看不透的“黑箱”,即物业管理低透明度引发的信任关系紧张;难以达到的“专业化”,即专业能力缺失致使物业管理陷入“囚徒困境”;涨不动的“服务质量”,即共识机制缺失激化了物业管理的“价值矛盾”。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方式在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三方之间搭建起信任纽带,构筑了物业管理的“互信共治”新路径,打破了物业管理的“囚徒困境”,实现了物业管理的良性高效透明运转,建构了住宅小区“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新模式。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审视与定位:后冬奥时期我国滑雪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对滑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通过文献资料、实地调研和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后冬奥时期滑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表征及政府失灵的外在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审视滑雪产业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实践特征,进而明确政府的应然角色。研究发现:后冬奥时期滑雪产业市场主体、市场环境和现代化治理之间有效协同才能实现滑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然而政府治理滑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却存在角色缺位、错位、越位的风险。结合滑雪产业具有资源依赖性特征明显,产业容错率低;兼具商品属性和公益属性,具有正负外部性;属于重资产投资项目,受投融资政策影响;滑雪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等实践特征。后冬奥时期,政府应该扮演规划者、监督者、保障者和协调者等应然角色,不断优化政府行为,进而实现滑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永乐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研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中国古代皇帝建立和巩固朝贡体系下多方交流的重要方式。明代永乐时期朝贡体系背景下国家主体发起、赞助并管理翻译实践服务明廷出使、接待来贡事务。本研究梳理永乐时期朝贡体系下的国家翻译实践内容,探讨其实施路径与治理之用。永乐时期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作为维系朝贡体系、助力明廷对内治理与对外交往的关键措施,其实践内容、实施路径与治理效应可为当代国家翻译实践提供事实参考与经验总结。

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国家级新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发展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探究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国家级新区通过人才集聚和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对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而政府治理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则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高水平地区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并无显著影响,而西部和东北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则能够通过建立国家级新区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空间脱域类型与治理路径

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生产要素流动日益加剧,在权力与资本作用之下,农村社会空间发生脱域,构造出行政村、片区和社区等空间形态,同时,农村社会空间脱域又催生经济理性裹挟、文化纽带消解和空间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脱域性治理框架下,通过建立理性基础的新型社区、加强共同体建设来规避风险、合理规划空间来激活自我管理,促进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空间实现善治。

土地房屋征收安置房回迁履约难题及其治理对策

对当前土地房屋征收安置房回迁履约中地方政府失信问题的成因进行研究,对规范安置房回迁、保障被征收户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经常成为失信一方的根源,除治理能力的因素外,土地房屋征收制度及相关政策不适应也是重要原因。在研究治理对策时,一方面要完善征收安置工作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实事求是完善征收安置的相关法规和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鲁省大学的筹办及发展困境

北洋政府时期,山东曾有三所大学屡志报端:曲阜大学,初声颇高,然中道搁置;私立青岛大学,创始艰难,守成不易;山东大学,酝酿良久,却昙花一现。三所大学皆于1921年左右发起,虽殊途却终同归。教育政策、人才匮乏、派系缠斗、军阀斗争皆成为北洋政府时期限制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回应——以黔东事变为中心

“黔东事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湘黔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整个大后方。国家行政力量早期的暴力进入以及苗疆、汉地客观存在的异质性使得这一地区在“国家化”进程中苗汉、官民冲突不断。国民政府以“国族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接续整合,超越了前清却无法超越时代,并在“抗战建国”目标下出现利益分化和冲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并不是总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甚至还会出现相互抵牾的状况,总结吸收国民政府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陈嘉庚对战时教育统制的批判与抗争——以1941年南洋侨师设立纠纷为中心

本文聚焦于1941年南洋华侨师范设立纠纷,探讨了陈嘉庚与国民政府在教育统制问题上的分歧与抗争。陈嘉庚最初倡设国立华侨师范学校,以适应战时国策并缓解困境故土与侨居地的教育困境。然而,奉行“一党训政”的国民政府企图遥控南洋华校,陈嘉庚遂转向自主办理,以保护华侨教育免受政党斗争波及。依凭《南洋商报》和《民潮》等舆论阵地,陈嘉庚联合南侨总会、闽侨总会等社会团体,发起了广泛而热烈的抵抗运动。本文认为,陈嘉庚对海内外中华子民的深切悲悯,是驱动他不懈抗争的动力源泉。而他关于教育去政治化的思索与行动,不仅揭破了国民政府教育统制的虚伪性与局限性,亦为华侨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名中医周惠芳基于“肾主水司二阴”论治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

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是绝经过渡期及绝经后期女性特有疾病,周惠芳教授围绕“肾主水司二阴”理论,认为此病溯本在肾,虚实夹杂,治疗上辨证施治,清补兼施,选方用药基于《傅青主女科》名方加减化裁。针对女性特殊时期出现的生殖泌尿道不适症状采用益肾清利的治疗思路,以滋肾为主,佐以清利,兼顾他脏,并提出内外同治,有效改善症状,以期为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的临床诊治提供借鉴,提高围绝经期女性的生活质量。

末路欢腾:1947年山东“行宪国大”代表选举中的政治乱局

1947年至1948年初,在山东地区大部已解放的背景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匆忙举行“行宪国大”选举。通过对选举工作的组织情况、选举过程中的政治运作及最终选举结果的考察。在国共内战的背景和国民党当局独裁意志下,山东地区“行宪国大”选举的代表性和公正性存在严重的漏洞。“国民大会”选举实则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分配游戏,其实质与“宪政”和“民主”相去甚远。选举工作的局限性也反映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当局在山东地区已基本失去了基层控制与动员能力。

影响尾气脱臭设施长周期运行的因素及对策

针对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尾气脱臭设施运行2个生产周期内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分别从设计、原料性质、操作3个因素进行简要原因分析,并对不同因素的影响进行风险分析,结合生产实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实现尾气脱臭设施长周期安全平稳运行。

乾嘉道时期新疆北部官营牧羊业研究——以伊犁、塔尔巴哈台牧羊厂为中心

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保证驻防官兵的羊只供给,开始在新疆特别是北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设立官方牧羊厂。同时,为保证官营牧羊业的发展,清政府采取包括积极采买、调拨孳生母羊、选用专业牧放人员、建立和完善官营牧羊厂经营管理制度、明确孳生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伊犁及塔尔巴哈台官营牧羊厂的设立,基本奠定了新疆后续官营牧羊业的发展格局,同时对西北边防后勤保障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疆官营牧羊业的迅速发展,新疆驻防官兵羊只供应体系逐步由依赖采买、内地调拨向自给自足的方向转变。新疆官营牧羊业的兴起既推动新疆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新疆政局的稳定提供了助力。

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实践探索、基本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机关党的建设逐步展开,并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历史经验,具体表现为: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构建完善的机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明确党支部的功能性地位,优化机关党的组织体系;保障规章制度的基础性地位,推动机关党的政治生活健康发展;发挥优良作风的重要地位,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作风;筑牢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活跃机关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梳理和总结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探索历程及基本经验,对于准确把握机关党建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全面提高新时代机关党建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党的自我革命与地方政府廉洁创新——基于中国廉洁创新奖获奖项目的fsQCA分析

在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持续开展廉洁创新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厘清地方政府廉洁创新的动力要素与生成机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社会互构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等理论视角,基于政府、公众、企业、第三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从制度动力、经济保障、社会期望、技术发展四个维度切入,构建了廉洁创新生成机制的理论模型。运用汇总QCA和多时段QCA方法,对36个中国廉洁创新奖获奖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当前地方政府廉洁创新主要有政策推动型、民意回应型和技术驱动型三种生成机制。其中,反腐政策法规、反腐绩效考核制度、公众监督、政务公开、舆论监督、技术理念革新等是廉洁创新的核心动因。面向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多方协同参与,融合公众需求和经济发展,规范政治参与途径,重视数字技术运用,为地方政府廉洁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政策模糊性会影响治理绩效吗?——基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分析

治理绩效是衡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直接反映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有效性。政策模糊性是治理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均会对治理绩效产生影响。以“无废城市”试点政策为例,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政策目标还是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都会降低治理绩效,但两者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央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更显著,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更直接,但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