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视角下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辨析

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为单一的故意或者过失的观点,会造成该罪的处罚间隙问题,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污染环境罪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的行为均可构成污染环境罪。刑法之所以将污染环境罪设立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是为了解决该罪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问题。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既降低了证明标准,也降低了法定刑,防止了轻罪重判,因此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解释论视野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学说包括故意说、过失说、混合罪过说、择一罪过说和层级罪过说。主张本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既缺乏文理依据,也难寻伦理依据。故意说适应了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调整,与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造相契合,满足本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需求。在已经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提前介入打击环境犯罪的基础上,刑法不应继续降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条件,应该恪守刑法谦抑主义,提倡污染环境罪故意说。

浅析医疗红包的法律定性

医生收受红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法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按受贿罪论处,另一种认为医生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资格,不构成受贿罪。文章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结合医疗红包现象本身的性质、特点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医疗红包性质特殊和成因多样,不能一概而论地定位犯罪。同时,针对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空白点,结合目前的法律实践经验,提供了可借鉴的法律救济途径。

论刑法拟制的本质、正当性及应有类型

刑法拟制的本质是对法律效果的拟制,是对A类型的事实适用A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评价,但适用B罪的罪名和法定刑定罪量刑——既不是对事实要素的假定而将A类型的事实认定为B类型的事实,也不是为B罪创设一种新的犯罪构成。除了窝藏赃物型抢劫罪等少数条款具有拟制的正当性之外,其他拟制条款均不具有正当性,应当尽快废除。根据条文规定的明确程度以及可解释为注意规定的余地大小,可以将刑法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刑法拟制划分为明文规定的拟制、比较明显的拟制、形似的拟制、解释的拟制四种类型,由于大多数“拟制”条款都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实质正义和责任主义等问题,因而应当将形似的拟制和解释的拟制解释为注意规定,以尽量缩小刑法拟制的条款范围。

袭警犯罪预防与包容性执法理念研究

袭警犯罪高发是一个基本事实,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预防袭警犯罪对于和谐警民关系,提升警察权威意义重大,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现有的执法方式和理念,树立包容性执法理念是预防袭警犯罪的根本途径。

对多次犯的反思

多次犯是刑法规定的以多次同种违法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特有概念。多次犯不属于特定的罪数形态,与连续犯等罪数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根据侵犯法益的不同,多次犯的范围应当重构,内容应当考虑将多次同种违法行为累计数额,其总额达到犯罪数额起算点即构成犯罪。

法律拟制与罪数形态之关系辨析

法定的一罪包括集合犯和结合犯两种形态,故而区分法律拟制与法定的一罪就必须分别区分法律拟制与集合犯、结合犯。集合犯和结合犯实际上均属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处断的一罪中可能与法律拟制存在"交集"的是连续犯和牵连犯。连续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实际上呈一种交叉的关系,其交集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3款、第二百零一条第3款、第二百六十三条等11个经法定化的连续犯条款。牵连犯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如均是将实质上的数罪以一罪处断、所包含的数行为之间均具有异质性和一定程度的牵连性,以及均是将数罪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或从一重罪从重处断等。当然,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具有更大的相异性:牵连犯是将数罪酌定为一罪处断,而法律拟制是将数罪法定为一罪处断。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在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框架内只能呈现平行的状态,而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既是牵连犯又是法律拟制的规定。

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为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就必须重视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现有的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不足，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应按以下思路进行调整：重新定位食品安全犯罪；扩充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完善责任形式。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改进措施包括：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增设食品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罪；对“食品”的概念作扩大化解释，并在刑法中明确其涵义；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犯罪构成加以改造；完善法律责任形式。

对当前计算机犯罪有关问题的探讨

计算机犯罪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我国目前相关法律规定则不尽完善。本文着重就当前计算机犯罪的定义、法律特征，新形势下计算机犯罪的形式，以及全方位防治计算机犯罪加强计算机犯罪的专门立法等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道德之恶与刑法之罪的关系的理性思考

通说认为只有严重不道德的行为才有被刑法惩罚的可能。然而 ,这只是人类美好的理想 ,现实工业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道德中性行为被刑法规定为犯罪行为。针对这种不合理的刑法滥用现象 ,作者通过对道德之恶和刑法之罪的概念分析和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追溯 ,认为现代刑法与道德之恶与刑法之罪的应然模式相冲突并提出了冲突的解决方案。

刑法解释的实质化——罪刑均衡是罪刑法定的阵地与底线

形式解释论囿于"语义应有射程"原则,忽视分则体系性,导致罪刑不均,在实践问题解决上捉襟见肘。近年以来,实质化的刑法观对刑法解释论的冲击势不可挡,"开放犯罪构成""刑法功利主义""风险社会"等理论的出现预示着传统解释论的涅槃与转型。罪刑法定必须满足罪刑均衡的具体标准,二者高度统一。文义解释必须符合体系解释的具体要求,二者一体两面。应当将罪刑均衡作为实质解释论坚守的阵地与底线,并以罪刑均衡原则反思形式解释论的合理性。

包容犯新论

包容犯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是动态的犯罪行为如何触犯相互包容的法条,而包容性法条竞合反映的是法条之间静态的包容关系,二者不可等同。包容犯确是罪数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刑法中共有七个包容犯的条文,将原本独立成罪的数行为按照一罪加重处罚,不仅加重惩处力度,而且节约司法资源,这是刑法设立包容犯的价值所在。包容犯的本质是立法拟制,其目的是实现罪刑均衡和实质正义。

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案件的法律适用探析

司法实践中,由于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较低,并且此类案件的专业性较强,因而客观存在着办案人员认识不清、经验不足、法律适用模糊等问题。对此,需要在充分研究现有案件的基础上,深入理解相关法律法规,辨明各项罪名与犯罪形式,

我国刑法总则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的论域观是科学认识和把握犯罪概念的基本方法。从论域观出发,审视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对我国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审视和讨论更有其必要性。在进行正式讨论前,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中有个“定量”因素,它在刑法中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定量因素实际涉及刑法总体的立法模式,与刑法具有结构性的联系,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仅就我国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论域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借用“形式”和“实质”的说法,从立法上说,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不应采取所谓的“实质式”立法模式,而应当采取所谓的“形式式”立法模式,即使是退而采取“空白式”立法模式,也不应该采取所谓“实质式”立法模式。

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来审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重在阐明无论在立法、司法或刑事法律理念中,都要坚持形式高于实质的原则,因为我们要追求正义的结果,就必须经历正义的过程,而该正义的过程便是形式合理。

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网络监察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公安机关公共信息和网络监察部门在进行网络犯罪案件调查、侦查和取证过程中,出于立法不健全等原因,当前网络监督存在着信息良莠不齐、影响力有限、网络暴力危及个人隐私、网络管理监督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等问题。应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制定相关法律,保证网络安全监督在制度化的轨道中运行,充分发挥网络监察在信息安全中的重大作用。

罪刑法定视域下刑法解释的基本理论

刑法解释相对于其他法律解释研究更为艰难的原因在于受制于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限制。成文法本身语词的模糊抽象、立法的局限以及刑法司法过程中法官理解阐释都是刑法解释正当性的依据。刑法条文是刑法解释的对象,对象特殊性决定了刑法解释论与刑法解释规则区别于其他法律文本解释的特殊性。刑法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与法律解释中的主、客观论一脉相承。在当代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应当倡导形式解释论,禁止法外入罪的实质解释,但同时不应当否认法内出罪正当化的实质解释。

贪污罪罪数形态

正确定罪是正确量刑的前提,而能否正确定罪又有赖于对罪数形态的正确认定。毫无疑问,对于贪污罪而言,研究贪污罪的罪数形态具有重大的意义。文章从罪数形态的一般理论入手,对贪污罪一罪类型中的法规竞合犯、转化犯、连续犯和牵连犯以及数罪类型进行了梳理,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有所裨益。

刑法客观主义的公正价值分析

刑法客观主义学派主张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 ,而这两项原则分别体现了刑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