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践行与彰显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1—2019年五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而且还有效抑制了收入差距。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加创业机会、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和“就业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家庭收入效应在城市、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年龄中等、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与平衡效应检验

共同富裕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一个远景目标,“富裕”和“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构造一个反映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基于经验证据检验人力资本通过增长效应和平衡效应推动“富裕”和“共享”,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既有利于“蛋糕”做大,又能有效促进“蛋糕”更好地分配,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力度大于城镇居民,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推动了“富裕”和“共享”目标的实现;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人力资本通过促进农村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城镇,间接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从而实现其增长与平衡效应;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平衡效应在低收入省份更加明显,而在高收入省份不显著。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农业保险、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保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从农业保险影响农业规模经营、产生增收效应和环境效应入手,采用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保险通过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并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保险助推农业绿色发展的中介机制;多维环境效应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农业碳排放、农业化肥面源污染有重要影响;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和农作物种植规模较高的地区,农业保险更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由此,提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优势、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业收入保险创新发展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我国“三农”产业结构升级,亟待加快构建农业收入保险制度体系,以实现农业强国目标。本文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创新发展我国农业收入保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分析了我国农业收入保险试点中遇到的困难和不足,并借鉴美国、日本两国农业收入保险的制度安排和经营管理经验,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创新发展中国农业收入保险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与“鸿沟”:异质性劳动力的微观表征

作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效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从而扩大技能工资收入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且人力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差距。此外,数字经济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人口规模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非中老年群体及非农户口群体中更显著。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数字经济、创业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利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蒂蒙斯创业理论阐释数字经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创业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创业融资和优化创业企业的要素配置,从而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强化数字经济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强化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型创业与自我雇佣型创业都能使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无论是在制造业中创业,还是在服务业中创业,均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路径。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2)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是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4)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理论机制及发展趋势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和组织形态特殊等原因,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性质的认识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尚不清晰。笔者通过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组织特征、运行机制、功能作用及发展趋势的剖析认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具有联盟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其成员异质性程度高,组织架构呈现立体式,治理方式具有关系保障+章程管理+合约约束的多元重叠特征。相较于其他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内部主体联结更为紧密,要素流通效率更高,创新机制更容易与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相结合,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促进乡村兴旺和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针对当前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状况,政府应重点在法人地位落实、小农户偏向机制和针对性政策扶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以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好服务农业现代化建设。

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共同富裕愿景下增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福利的政策创新——基于三次分配分析框架

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愿景目标,迫切需要对标共同富裕、研判福利差距,并进行制度性的回应。三次分配制度是改善农村低收入人口福利差距、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持续增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中国农村和农民在不断分化转型,三次分配的契合性也不尽相同。脱贫攻坚期间,中国基于三次分配的不同着力点围绕农村低收入群体展开了一系列政策实践,但是存在初次分配效率不高、再分配水平低、第三次分配尚未找到切入点、不同层次分配间协同性不足等问题。未来政策调整应当以加大农业就业准入门槛、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扩大农村非农就业机会作为初次分配的着力点;以强化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深度与广度、完善农业支持与资源保护政策等作为再分配的着力点;以丰富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形式、强化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间的协同配合作为第三次分配的创新着力点。

全民基本收入:社会保障的第三种模式?

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对传统就业模式形成巨大冲击,以正规就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保障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古老思想重新焕发活力,并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运动。本文从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切入,把全民基本收入置于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的历史情景中,通过比较基本收入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这两大主流社会保障模式的关系,探讨全民基本收入能否成为继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之后的第三种社会保障模式。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元化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达30.52%。最后,建议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加强生计能力建设、扩展就业信息渠道等来增强农户生计综合能力。

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关系脱贫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实地调查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旅游地432户农户,通过t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比较了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深入探究了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参与旅游降低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尤其是提高了农户的适应力。在不同旅游参与程度的农户中,旅游兼营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低,适应力最高。机制分析表明,农户通过参与旅游增强了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等内生发展动力,降低了自身的生计脆弱性。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仅生态农业依托模式的农户通过参与旅游显著降低了其生计脆弱性。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应提升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程度、增强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以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推进乡村振兴。

环境质量视角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质量中介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缩小收入差距,提升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推动我国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环境质量在二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单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质量改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政府应当积极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优化环境质量与收入差距的匹配模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