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为何监督私营机构人员?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监督对象除了公职人员,还包括私营机构人员。其制度逻辑是:私营机构腐败与公权力腐败有深刻关联,且对市场公平和有序造成重大威胁,应当纳入反腐范围。廉政公署在打击公职人员腐败的同时一并打击私营机构人员腐败,具备组织成本优势。尤其是在有效遏制香港公权力系统的集团式腐败后,廉政公署有足够精力与资源投入对私营机构的反腐。而廉政公署对私领域可能的不当干预,也因相应的法治设计而被有效抑制。最终,廉政公署监督私营机构人员这一制度获得香港社会认可。这一经验表明,专职反腐机构的监督范围不必局限于公职人员,但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与制度设计。

国家机构现代化视角下之监察体制改革——以香港廉政公署为借鉴

近年来,内地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组织建制的有效性以及对组织机构的制约等关键问题。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的组织建制实现曾为很多国家的反贪腐机制提供了可参考的模式;另一方面,廉政公署权力的扩张性行使也引发公众对其权力监督的关注。廉政公署的监督机制可以分为委员会监督、立法会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等多种类型,各机制之间互相配合、协调,对廉政公署权力行使起到了有效的制衡。廉政公署的运行经验以及多层次、多主体的联动监督机制对内地监察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内地与香港反腐运行机制比较研究

宪法修正案在"国家机构"一章中确定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国家监察职能的有效整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构。与监察委员会职能类似的香港廉政公署,因其成熟的实践运作,使得香港跻身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虽法治背景不同,但并不影响监察机构设置、实践运作中取其精华。本文从实体法、程序法层面,比较内地与香港反腐机制运行的异同,基于可对比性的引进学习与差异性比较进行讨论,对我国的监察法律制度提出完善可行性的建议。

中国反腐败机构改革研究——基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间的比较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突破,反腐败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要想把惩治腐败"进行到底",做到"不敢腐",就必须要把反腐败机构及体制改革到位,以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中国香港廉政公署是卓越反腐败机构的样板,其许多经验值得内地反腐败机构借鉴。通过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反腐败机构的比较研究,明确内地在反腐败机构体制方面存在着一些的问题,指出卓越反腐败机构应当具备独立、权威、廉洁、专业四大特征。具备这四大特征是中国内地反腐败机构改革的终极目标,而进行整合型改革、职业化改革、组织结构改革是当前内地反腐败机构改革的三项重要任务。

高校廉政文化传导机制研究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等。传统高校廉政文化研究注重的是一个平面层次的理论探讨,而高校廉政文化传导机制研究则是对廉政文化在高校的传导过程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个视角认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要注重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和激励强化等,改善廉政文化建设环境,加强信息传导和重要影响因素的控制管理,真正将廉政文化建设落实到高校管理的各个环节。

论廉政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廉政文化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高校学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实现廉政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对接,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及时与学生对话、沟通,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直观性和形象性。逐步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枯燥,课堂气氛沉闷,形式单一的局面,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试论情系民生与勤政廉政的辩证关系

论述了情系民生和勤政廉政的辩证关系。情系民生是党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勤政廉政建设效果;勤政廉政是党执政的基本点和着力点,促进民生事业健康发展;两者相辅相存,共同作用,有机统一。

论中国反腐败对策之调适——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就当代中国而言,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际领域的反腐败司法合作不断加强。中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为增强该公约的实际可操作性,从道德教育的加强、廉政监督机构的构建、刑事法律的完善等多层面入手,探寻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对策势在必行。

廉政公署肃贪倡廉的经验与启示

香港经济的腾飞与廉政公署的廉洁、高效是密切相关的,廉政公署(ICAC)的成功之处在于其高度的独立性、三管齐下的措施、法律的保障以及其自身的高效廉洁。文章通过对香港廉政公署各部门的具体运作情况加以分析,以资借鉴廉署的成功经验,并为我国内地反腐败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寻求善治:反腐败的大格局

廉政与善治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廉政是实现善治的条件、路径、手段,也是善治是否达成的重要标志和判断标准。廉政对善治的贡献在于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廉洁、稳定、繁荣和发展。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探讨廉政与善治的关系,以及反腐败工作如何为善治的大格局作出贡献,接着以香港廉政公署的实践为例,具体考察反腐败是如何推进善治的。本文认为,反贪工作既要惩恶,又要扬善,寻求大格局。廉政公署高度重视以规则为基础的路径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路径之结合,这是成功的根本。它既强调法制法规的重要,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大力传导公平、公正、公开等价值元素,在社会上营造人人“思廉”“崇廉”“尚廉”的氛围,从而为实现善治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香港廉政公署对大陆廉政建设的启示

香港廉政公署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完善我国的廉政建设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廉政监察机关;强化新闻媒体和人民大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健全廉政建设的司法体系;加强公民的廉政文化教育,形成强大的廉政氛围。

由“问责风暴”谈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完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责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

监察委员会监督机制的比较研究

在监察制度改革初期,决策层通过设置多项监督机制初步回答了“谁来监督监察委”之问。但现有监督制度还存在外部监督力度有限、缺乏有效抓手,过度依赖内部流程的风险控制等隐忧。为了实现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要求,相关监督机制除坚持自身行之有效的做法外,还应同时充分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相关监督机制的理念、思路。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基础上,拓宽外部监督的渠道;保障静态监督与动态监督双管齐下;同时根据反腐败工作的发展阶段,逐步调整监察制度的价值取向,由发现客观真实转向保障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

国家监察委自身监督与制约的内外途径——兼论香港廉政公署的自身监察与制衡机制

国家监察委员会要正确、规范地行使监察权、预防"灯下黑"就要强化其自身监督与制约,这同时也是探索党长期执政下实现自我监督的关键环节。香港廉政公署在自身监察与制衡方面有着比较完备、相对成熟的经验。结合香港廉政公署在强化自身监察与制衡方面的相关内容,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探索自身的监督与制约方面引发思考、提供启示。

论检察院与廉政公署的殊途同归

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公诉机关,法律赋予了其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自行侦查权,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的办案过程往往屡屡受到不当干涉。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致使检察院无法在办案过程中做到应有的独立性。而廉政公署却以其超然的独立性在香港的法制进程中贡献了举世瞩目的力量,这给了我们检察院某些改革的思考。

周恩来核心价值观初探

周恩来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观,这主要取决于他有着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宗旨。周恩来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主要表现在他的勤政、廉政实践中。学习、研究周恩来核心价值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司法文化对现代法治的冲击及反思——以司法改革为视角

我国传统的司法文化结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法律思想,在历史的传承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我国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对我国传统司法文化批判地继承的过程。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传统司法文化中有着众多阻碍法治进程的内容,对传统司法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无疑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有关国家和地区监督制度之借鉴

行政监察因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在内部监督体系中发挥着独特功效,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地区)都非常重视它的建设和发展,其中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和香港廉政公署在反贪方面取得了较为突显的成效。行政监察在新时期我国的行政改革工作中占据特殊地位,文章通过研究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以此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制度,提高监察机关廉政效能监察的水平和能力。

港股跃居全球之首,廉署肃贪功不可没——廉政公署在规范证券市场上的作用

2009年,香港成为世界最大的首次公开上市(IPO)证券融资市场,被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随着内地企业在港上市数量日益增多,廉政公署加强打击金融业界贪污罪行,基于属地管辖原则,近年来"国美电器"黄光裕、"创维数码"黄宏生等内地企业案中发挥显著作用。面对金融海啸,廉政公署将上市企业规范的问题摆在首位,开展廉署及企业的专业培训,全方位治理贪腐问题,值得研究与借鉴。

北欧与我国香港地区监察制度之比较

北欧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是世界上比较成功的监察模式。北欧的监察专员由议会产生,具有非常高的独立性,因其权力较为柔性而受到的监督和制约也较小;相形之下我国香港地区廉政公署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但地位相对较低,受到的监督与制约也较多,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价值。两种制度的精髓都在于构建"平衡"的权力体制,实现"权力"与"对权力的制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应遵守这一权力"平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