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地区领导力建构及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逻辑

国际领导力源自合法性认同,大国通过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能够促进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平衡统一。在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格局中,领导性大国依托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在共同体内外夯实领导力的社会基础。印度作为传统的南亚地区大国,冷战后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推进区域政治领导力的意愿与能力均显著增强。在长期睦邻外交实践中,印度将自己置于南亚政治网络的中心位置,通过发起区域互联互通倡议、强化基础设施援助与供给区域公共产品,强化区域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但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印度主导的区域互联互通项目存在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重叠竞争的压力。在南亚区域一体化合作方面,南盟区域组织发展受制于印度偏好而进程缓慢。长期以来,南亚区域合作中的印式领导力面临巴基斯坦的尖锐质疑,而且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的战略追随也时常摇摆不定。为进一步夯实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印度需要供给更高质量的区域公共产品以争取追随者的政治认同,同时消解因大国竞争与区域冲突所引发的不确定挑战。

印度对克什米尔争端的霸权型主导性及其影响

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由来已久。2019年8月5日,印度宣布成立所谓的“查谟—克什米尔”与“拉达克”两个中央直辖区,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因此再次升级,双方呈现互不相让的态势。客观地看,印度对克什米尔争端的霸权型主导性是冲突再起的根本原因。因为印度对克什米尔争端的主导没有充分考虑巴基斯坦的利益诉求,同时其激进的主导方式并非为引导争端问题的解决,而是想以极端的方式护持自己的南亚地区霸权。尽管印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中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实力、能力的相对性为其主导性提供了限度。从理性角度讲,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回归有限合作和对话是最现实的出路。然而,印度对霸权型主导性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歇,尤其是近年来,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进行挑衅,表明印度霸权型主导性正在产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值得警惕与防范。

卡伯拉尔远航印度意义初探

1500-1501年卡伯拉尔率葡萄牙舰队远航印度,堪称地理大发现第一阶段仅次于三大航行的第四大航行。这次远航经过了欧美非亚四大洲,往返行程5.5万公里。卡伯拉尔远航开创了发现、殖民南美大陆和巴西的进程,重新发现了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从此葡萄牙人在印度辟建商站立足插手,创建商业殖民帝国;同时开始在印度洋上打击摩尔人—穆斯林,由此开辟了反击反包围摩尔人—穆斯林的新战线,实现了当初的一个战略意图,问鼎印度洋霸权。

印度军事改革:动因、现状及困境

军事改革是印度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也是国家军事力量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挑战,在内外因素的驱动下,莫迪政府正以空前的力度狠抓军事改革,竭力打破国防建设的桎梏。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受国防军费长期不足、军事外交伙伴选择受限、国防参谋长一职再度空缺及军内争斗不断加剧等现实问题的影响,印度军改深入推进可谓举步维艰,而莫迪政府今后采取的措施也将切实关乎军改进程的未来发展。

印度国家身份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基于国家身份认知视角

南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之一,其根源在于南亚区域合作发展中存在难以消解的障碍与问题。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是导致南亚区域合作出现问题的深刻因素。南亚各国包括印度自身的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状态对南亚区域合作产生着影响。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一方面使印度忽视南亚小国利益而引发其不满情绪,导致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突显;另一方面使南亚小国恐惧印度国家身份而被迫依赖印度以求发展,造成南亚各国安全需求不对称。两种认知状态导致南亚国家关系矛盾与失衡、制度化联系程度较低以及合作意识分散等障碍性问题,深刻阻碍着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状态与成效。

从中印丝绸之路开通的视角看张骞凿空西域事件的价值

张骞凿空西域指的是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西城并进入中亚、南亚、西亚最终进入欧洲的道路。从此以后,贯穿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开通,成为两千多年来东西方贸易、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在官方的记载中,中国和印度之间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也逐步有了交流和交往,并对彼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笔者从中印丝绸之路开通的视角,对张骞凿空西域事件的价值进行分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澳联盟的新发展

特朗普执政给美澳联盟带来一系列改变。政治上双方高层互访相对频繁,联盟指向性更加明显,并在印太秩序构建上增强共识。经济上,美澳在双边和印太框架下的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太空等多个领域扩大合作,不过两国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安排却大相径庭。安全上,美澳军事部署加快,军事演习频繁,军火贸易与军事装备合作深化。在"双边+"方面,美澳与日印等盟国或伙伴的合作不断增加。美澳联盟的新发展呈现出合作领域日益拓展、"双边+"合作不断增加、经济与安全合作分化等特点。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变化、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了美澳联盟的合作限度。展望未来,美澳联盟的前景存在强化、固守和弱化三种可能,如果美澳两国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分化进一步加剧,会导致联盟强化动力衰减,未来美澳联盟合作势头有可能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