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竞争:“一带一路”的十周年与IPEF、APEP等的兴起

2023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其主推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西方对“一带一路”横跨全球的贸易网络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所谓反击,策划了相关的抗衡项目、战略替代方案。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B3W”、“PGII”、QUAD、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和欧盟提出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等。应关注各种动向,把快速实现同等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点。

“亚盟”与“西约”:印太经济框架的走向与应对

“印太经济框架”(IPEF)于2022年5月23日启动,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一环。而随着军事和安全、政治和外交的陆续展开,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建立包围中国的、类似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亚洲同盟(亚盟)”和类似北约的军事安全组织“西太平洋公约组织(西约)”的倾向越发明显。中国的应对至关重要,应阻止二者成立,把快速实现IPEF同等开放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点。

岸田政权东盟政策新趋势

2023年是日本与东盟开展合作50周年。日本计划以此为契机,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定日本与东盟未来50年合作新愿景。岸田文雄任首相后,伴随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援助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更加积极参与地区安全秩序塑造,以促进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化、助力东盟各国提升军队能力建设、加强舰机停靠及联合军演等防卫交流,强化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仍是日本与东盟合作的重中之重。岸田政府将东盟视为加强多层次“连接性”及推动供应链多元化的重点承接地区,试图通过深化与东盟经济合作,在新兴合作领域掌握亚洲地区规则制定主导权。日本正积极打造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全球南方”语境,并试图促使东盟在“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竞争中偏向后者,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

韩国“安美经世”新外交:内涵、动因与影响

韩国政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韩国外交基调已经从“安美经中”转变为“安美经世”。“安美经世”新外交体现了韩国对经济安全的担忧和对“战略模糊”外交的摒弃,其本质是“安美经益”,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对“安美经美”的追求。从外部环境、特定事件以及国内因素三个维度对韩国新外交的转变动因进行探析,可以发现中韩经贸技术合作以及中韩关系发展在短期内因此而受到的消极影响。但是,“安美经世”外交的实践效用存在不确定性,无法对中韩关系长期发展的大局形成根本性影响。尽管如此,中国仍需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日本对外经济战略调整动机及其对华启示

安倍晋三二次拜相后,日本开启了本轮对外经济战略调整。本轮调整呈现出了推动高标准经贸规则普世化、追随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调整、重视务实性区域合作等三大特点。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爆发刺激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演化。当前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国际竞争、国内改革和地缘政治三方面动机考量。分析日本战略调整的特点及其本质,对中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一定的启示。

拜登政府主导IPEF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内容、挑战及应对研究

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数字技术治理是成员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拜登政府基于IPEF推动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具有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抢占数字技术规则制定主导权、捍卫美国数字技术垄断地位等动因。预判拜登政府将主要采取“多轨并行”的灵活谈判模式及“多方联动”的数字技术治理合作策略,重点围绕技术权力捍卫型规则和技术监管合作型规则与IPEF核心成员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同时围绕技术鸿沟弥补型规则与IPEF中的东盟国家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对此,中国应充分加强与东盟等贸易伙伴在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合作,探索构建以中国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和数字技术规则体系。

美国主导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前瞻及应对

美国通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回归印太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旨在占据印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高地,同时获取印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为兼顾IPEF数字贸易治理谈判效率与成员多元性,美国预计采用“整合谈判”与“零散谈判”双轨并行的方式,且优先着眼于与核心成员达成“早期收获”。IPEF数字贸易规则将根植于“美式”和“新式”数字贸易治理理念,也会回应新兴趋势和技术发展所需,并与美国“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相契合,还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中美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其中,“跨境数据流动和存储规则”“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规则”和“新兴技术规则”是美国推动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重要抓手。中国将面临在印太地区数字贸易便利化系统构建、新兴技术标准制定以及中小企业合作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对此,中国应理性务实加入印太地区既有数字贸易安排,并依托数字服务市场制度型开放,积极提供数字贸易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升数字贸易治理话语权。

介于TPP和CPTPP之间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的另起炉灶、日本的追随与中国的应对

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是为了填补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留下的亚太经贸战略漏洞,制衡中国。在百年变局和俄乌战争长期化之下,特别是印度退出RCEP八年谈判转投IPEF,东盟10国中7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可能给区域内的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新增不确定性。对此日本选择了追随,建立了美日工商伙伴关系(JUCIP)和日美通商合作框架。2007年起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也完成了与美欧的合流,但日本在加入IPEF后依然要求美国重返CPTPP。中国的应对至关重要,中国认为把中国的经济关系同“对中国的安全防范”直接挂钩,是居心不良。中国需要警惕IPEF风险的蔓延,中国应尽快达到TPP开放水平,通过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践行中国的多边主义等予以应对。

东盟七国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动向与影响——基于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视角

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的背景下,东盟七国参与IPEF的动因在于通过加入IPEF增进东盟-美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IPEF四大支柱迎合了东盟七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求,IPEF其他成员国在东盟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IPEF四大支柱实施方案的相继出台,东盟七国立足《东盟印太展望》,调整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应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东盟七国参与IPEF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价值链重构将削弱中间产品贸易的基础,加剧清洁能源的区域竞争,阻碍中资企业对美的“迂回出口”,提高中资企业大型投资的税负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