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提高企业ESG表现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碳中和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一项企业战略决策,企业ESG表现与董事会治理效率息息相关。基于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和董事权威不平衡的治理效应视角,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内在机制;从公司决策传导机制视角出发,分析管理层能力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管理层能力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权力大小不同、稳定性不同的管理团队中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丰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用及效果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如何影响管理层年报语调操纵?

非正式层级是董事会发挥监督及治理作用的隐性因素,而这一隐性治理机制对于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仍鲜有研究。本文利用201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管理层年报文本语调操纵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更为清晰的非正式层级有助于董事会高效行使治理与监督职能,进而能够对管理层操纵年报文本语调发挥抑制效应;从作用机理上看,抑制效应可能通过协调代理关系、增强披露意愿及扩大资源掌控等作用路径得以实现;此外,从横截面检验结果看,抑制效应因受到来自董事会及企业特质层面的一系列异质性因素影响而呈现出差异化表现。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基于董事会互动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ESG表现备受关注。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情境特征、传导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ESG表现越好。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随着董事会互动程度的提高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内部控制、创新效率是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重要机制。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通过改善企业ESG表现进而显著提高企业价值。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绿色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绿色创新是解决目前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关系本位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否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中发挥治理作用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我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清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包括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双重维度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自利行为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企业内部控制较好、媒体关注度较高、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以及政府环保补助较多的情境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从微观运作层面为理解董事会治理和绿色创新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结论,对于优化董事会治理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机会响应与企业创新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治理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采用“结构—响应—效率”研究范式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机会响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机会响应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结论有助于打开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的“黑箱”,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机制研究,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实践启示。

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调节作用

创新既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企业长期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董事会作为制定企业战略的核心,通过对创新资源的获取与运用影响企业创新水平。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董事会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两方面,探析了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调节效应。通过2013—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基于“七同”关系属性形成的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董事会外部网络结构洞与网络中心性均可正向调节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不仅回应了学术界关于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中国本土情景相结合的呼吁,而且揭示了董事会内部与外部网络的互动性,深化了对中国本土企业社会网络治理机制的认识。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其前因进行探索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非正式层级视角,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剖析隐性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高管持股比例越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关系越强。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企业ESG表现是我国积极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本文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ESG表现就越好,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董事会规模小、独董比例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董事会规模大、独董比例高、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的增加更能够提高企业ESG表现。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相关研究,而且为企业提升治理水平、加强数字化转型,助力不同类型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实践启示。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焦点。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研究视角切入,以2009—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董事长非正式层级和市场化水平能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3)通过区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不同类型,发现相较于媒体声望差异,社会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基于政治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不存在显著影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仅对短期金融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4)从影响后果来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导致的金融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缓解了融资约束。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微观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对企业优化董事会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均具有启示作用,也为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迷雾中重生”:多重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投入

多重绩效反馈是指决策时存在多个参照点,且决策主体存在多样性与群体性,致使绩效反馈出现多重性,多重绩效反馈状态可用绩效反馈相关性指标度量。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其自身绩效反馈状态息息相关,多重绩效反馈下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投入实现“涅槃重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绩效反馈相关性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作用,得到如下结论:绩效反馈相关性与企业数字化投入呈U形关系。对绩效反馈相关性进行细分后发现,绩效反馈一致性顺差、一致性落差以及不一致性均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投入水平;研发背景高管权力深度强化了前述关系;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广度弱化了绩效反馈相关性、绩效反馈一致性顺差与数字化投入间的关系;董事会正式权力层级强化了绩效反馈相关性与数字化投入的U形关系;董事会非正式权力层级强化了绩效反馈一致性落差与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关系。考虑企业产权性质,非国有企业的调节作用基本能得到验证;考虑行业属性,在数字产业化企业样本中,多重绩效反馈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对多重绩效反馈状态下企业数字化投入行为进行刻画,并考虑了研发背景高管权力结构与董事会权力层级的因素,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加深数字化投入决策前置因素的认识,也有助于政府合理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政策。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投资效率与公司期权价值

利用200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投资效率和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改善公司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的关系,提高公司投资灵活性,减少公司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行为。此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提高公司的增长期权价值,即给定净资产,盈利能力较好公司的价值与净利润之间的凸增关系更明显。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清算期权价值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政府补贴较少的样本中显著,表明政府对公司财务状况的行政干预降低了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清算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金融化适度性——抑制效应抑或助推效应

聚焦于企业投资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问题,以2010—202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董事会微观视角,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高,代理成本越高,金融化适度性越弱,并且在过度金融化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董事会正式层级会削弱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低以及董事会规模小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适度性。

董事会层级、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

中国情境下董事会的纵向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尚不明确。将董事会层级引入企业创新研究中,考察董事会正式层级和非正式层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异质性,并关注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董事会正式层级负向影响开放式与封闭式创新绩效,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正向影响开放式与封闭式创新绩效,并且在不同性质与规模的企业中存在异质性。此外,研发投入在董事会正式层级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同时对董事会正式层级与封闭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开放式、封闭式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随着业绩压力的增大,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与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关系会增强,而独立董事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则会弱化。

董事声誉、繁忙董事会与信息披露质量

信息披露质量对缓解代理成本起着重要影响。以2007—2010年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事会多席位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相比无多席位董事的公司,存在多席位董事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繁忙董事会的存在并未削弱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董事会多席位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倒U型特征不明显,说明我国董事会多席位状况尚处于二次曲线的递增区间内。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董事会中由于个人社会资本不同而形成的一种隐性的、非正式的层级结构。本文利用2008~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是否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股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高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中对信息分享和董事会监督两种机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提升董事会信息分享和董事会监督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研究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并揭示了董事会成员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

以2009—2017年间386家违规上市公司和386家未违规配对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同时考察环境不确定性以及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非正式层级的作用发现,相对于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董事会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防范公司违规具有重要作用。

董事网络、独立董事治理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自2001年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提出关于独立董事数量的要求后,独立董事兼任现象逐步出现,上市公司间形成了越发紧密的网络形态。使用200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数据,构建了以上市公司为网络节点,以独立董事兼任为网络联结的董事网络,研究了上市公司在董事网络中的中心性、结构洞性、聚集性对其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以及外部信息资源质量对上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心性、结构洞性的提高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聚集性的提高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存在负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均在外部信息资源质量较低时更为明显;除此之外,中心性、结构洞性、聚集性对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基于上市公司在董事网络中结构优化的视角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董事会治理机制与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基于AHP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从董事会结构、行为特征和激励措施三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治理机制进行衡量,从内部控制目标出发基于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数,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我国2010-2012年1205家A股主板上市公司形成的3615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董事会规模、领导结构、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股权激励措施对公司的内部控制目标实现影响较为显著,董事会会议频率和薪酬激励与公司的内部控制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技术董事与技术创新绩效

基于内部互动视角,将由于个人社会资源不同形成的董事间非正式关系定义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探讨其隐性作用对董事会决策效率及创新绩效的影响。以153家创业板企业2011—2013年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独立董事位于非正式最高层级能增强两者正向关系;而技术董事长位于非正式最高层级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明显;董事会规模变大则会减弱两者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