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晋商人在近代广西市场中的作用——以《重修秦晋书院碑记》①为透视点

乾嘉年间,山陕商人在广西南宁建立会馆,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几经起伏,至民国时期,该会馆在广西银行总经理范椿年等人的主持下重修。《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不仅展现了山陕商人在广西的发展历程,也是体现其在近代广西市场中作用的一个实物见证。

传续与重构:勒石刻碑中的商业会馆——以明清山西碑刻资料为中心

明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晋商在各主要市镇构建了属于商人的活动组织——会馆。会馆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处所,逐渐成为各地晋商发展的基本组成和成果体现,对它的构建彰显了山西商人的发展规模、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提升。对现存一些明清山西会馆碑刻内容的解读,发现碑刻在会馆中的“指向性”功能,进而重新解读会馆构建背后的现实原因、商人心理及其时代内容,昭示明清晋商由“个人”向“众人”身份价值转变的时代要求和自我处置。在惠民、尊神、利国三驾马车的并行发展下,折射出当时商人发展的不易和会馆构建背后的群体焦虑。碑刻之于会馆,不仅为谨记不朽,更是晋商“直抒胸臆”的表达体现。

明清河北境内山西商人会馆的历史变迁

明清时期河北地区的商人会馆绝大部分为山西商人兴建,这些会馆由山西商人创建、维护和管理。这一区域的山西商人会馆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社会方面,山西会馆经历了一个从偶然行为到连续规范管理的组织化过程;经济方面,会馆的资金筹集越来越完善和制度化;文化方面,晚明清初多样化的、区域化的祠庙信仰演化为会馆中规范化的以关帝为中心的神灵体系。

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商人会馆碑刻等资料,对清代中叶甘肃山陕商人的来源及其经营活动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考察显示:甘肃的晋商多来自晋中和晋南,主要分布于平阳、汾州等府和解州直隶州;陕商则主要来自西安、同州二府。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商货主要有绸缎、布匹、茶叶、皮毛、杂货等,甘肃输入商品以绸缎、棉布、茶叶等为大宗,输出则为水烟、药材、皮毛制品等。乾隆年间汇聚兰州的山陕商号已有四五百家,武威更达六七百家,秦州和张掖则少得多。凉州府城武威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其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可能均超过省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