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界建设:现代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国家边界是国家划界行为的空间结果,其本质是国家实现领土控制的一套制度安排。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国界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承认和限制主权的标志、领土分配的主要标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机制和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现代国家为了实现和强化领土控制权,会对领土边界实体以及附着其上的法律关系、制度安排和政治意义进行创建和优化,这一国界建设过程包括条约性国界建设、物理性国界建设、制度性国界建设、观念性国界建设四个实践维度。

司法解释视角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罪适用问题研究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数量的增加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遏制犯罪势头的增长。2022年6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与2012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在责任主体方面,将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增加确立为发布者;在适用对象方面,将国内外犯罪组织均囊括其中;在犯罪认定方面,阐述了有关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共同犯罪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来,针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规制,要细化相关规范,构建信息网络,建立专职警务,为深入研究中国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

清代湘西边墙的“修心”与信俗交融探析

明清政府自开发和治理湘西以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着手实施了一系列“王化”措施。其中,以边墙为基点推行的革禁“椎牛”习俗和推广官方认可的信仰,是清政府“修心”的重要举措。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推动下,官方认可的信俗在湘西地区取得了开拓性的传播与较快发展,并与当地的民间信俗相互交融,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姿态。通过信俗交融,湘西苗族得以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心心相通”,这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姐告“境内关外”模式与横琴“分线管理”模式监管政策对比分析

姐告边境贸易区自2000年8月起实施“境内关外”海关特殊监管模式,2009年8月国务院批复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提出在横琴新区实施“分线管理”模式。对姐告“境内关外”模式和横琴“分线管理”模式监管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境内关外”监管政策较“分线管理”监管政策优惠程度高。原因一是姐告边境贸易区设立时的起点、站位和建设目标均比横琴新区高,二是姐告边境贸易区设立时的区位和经济环境较横琴新区更有利于争取优惠政策。结合姐告“境内关外”监管政策实施经验展望未来横琴“分线管理”的实施,治理体制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是横琴“分线管理”监管政策能否充分有效执行的关键。同时,在现行监管政策下,实施“分线管理”后横琴的开放程度能否达到横琴未来发展要求仍然存疑。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国门安全与海关风险管理关系研究

当前,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风险交织叠加,跨越功能边界和地理边界的安全对维护国家总体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门是安全一线,面临疫情、生物、食品、药品、商品、贸易管制等一系列风险的冲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指引下,海关统筹“发展与安全”总要求积极搭建以风险管理为手段,创新并再平衡“贸易安全与贸易便利”为核心的国门安全防控体系。本文梳理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门安全、海关风险管理的理论脉络,回顾了国门安全与风险管理的改革历程,并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剖析,以期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为海关构建国门安全防控体系明确改革目标和发展路径,并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发展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

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跨界",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而跨境民族是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有人把民族理解为政治实体,有人理解为文化实体。跨界民族必然否认跨界民族的成立而用跨界人民来代替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则证实跨界民族的成立。一般来讲,跨界民族问题远比跨境民族问题要严重得多,但不排除特殊例外,如"9·11"事件。"9·11"事件是跨境民族问题而不是跨界民族问题。引发跨境民族问题的主要条件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的文明的不兼容或不相容。

边民意识: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近年来国家决策层的特别关注以及专门性边民政策的出台,将边民在边境治理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而边民自觉参与边境治理的行为,又受到边民意识的根本性影响。作为一种特定群体的国家意识,边民意识是在边境场域中经由多重机制建构起来的,它由领土意识、国民意识、跨国比较的"获得"意识、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构成。历史上边民意识在捍卫主权领土利益、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方面都体现着不可替代的资源性价值,其强弱攸关边境的巩固和振兴。时至今日,在国家发展已对边境治理形成了更高期待的形势下,应跳出"跨界民族"的传统认识框架,通过机制创新来实现边民意识的再建构和再提升,从而进一步发掘和运用这一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导致在新式知识分子中,同时出现了破除省籍界限的"非省界"和筹备边疆的"筹边建省"的议论。表面看似矛盾对立的两种思潮,实际上却针对传统领土观念的两大障碍———"村落"思想和"屏藩"意识,本质上表现出以国家为最高忠诚对象和国家一体化的整体要求,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建构作用的一面,也表明清季新式知识分子民族国家观念尤其是领土观念的日趋成熟。

家国共同体:边民守土固边的基础性逻辑

国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使边民在边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从深层逻辑来看,基于"家"和"国"同一性关系而形成的家国共同体,是驱动边民参与守土固边的基础性因素。在边境场域中,边民抵边安家、居边生息,将安居乐业的"家事"同边境巩固的"国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家固边"的特定机制。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日渐淡化,为谋求更有利的家庭发展环境,大量边民开始向内地流动。家与国之间的利益张力由此显现,并对边境地区的家国共同体产生了解构性影响。在这一形势下,应通过政策供给和资源配置来不断提升沿边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进而重新把"家"与"国"牢固地熔接起来。

云南姐告边境贸易区“境内关外”政策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可以预见,国家在未来几年将批准建设更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必将成为我国继特区、开发区、新区之后一个各方追逐的热点。在新的形势下,云南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破除体制机制上的束缚,在桥头堡和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深入研究"境内关外"海关特殊监管政策的重要性,并对其在自身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等方面进行认真剖析,对探索我省沿边地区开放发展显得非常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海关、口岸安全与国家安全——关检融合后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内涵与趋势研究

纵观世界历史,边界的作用和功能过去曾经并且现在依然是划定和分隔一国主权与他国主权的界线.然而,"9·11"事件使我们认识到边界不仅仅是线,也是一种流--在全球范围内的合法或非法的人流和物流.我们的边界起点不是在我们的口岸,而应该在乘客登上飞往这些口岸的飞机和货物被装上驶往这些口岸的船舶的始发港.为了做出切实可行的安排来保证旅行和贸易的安全,应把人流、物流看作是陆地、海上或空中的无数条线,在此基础上进行口岸管理和维护口岸安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全方位开放格局向纵深推进,口岸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逐步上升.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如何准确把握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内涵与外延,科学认识其与各领域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亟需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我们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对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主动把海关的安全准入工作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口岸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苗疆边墙对苗族武术发展的影响

苗疆边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封锁苗族人民而修建的一种军事工事,在边墙的压迫下,苗族人民对统治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反抗斗志。边墙促进了苗族武术的进一步传播,因为文化封锁的因素,也使得苗族武术的传承体系更加的封闭,同时也是苗族武术能原汁原味的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边墙的缘故,苗族武术的价值功能也发生重要转变,使苗族武术成为了单纯的搏杀技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墙和封建阶级已经土崩瓦加,苗族武术又重新回到了其应有的轨迹之中。

上海自由贸易港“境内关外”概念和机制辨析

自由贸易港是设在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如何理解"境内关外"将直接影响到自由贸易港的地理边界范围和自由贸易港制度适用的空间。"关外"并非指海关法的完全不适用,而仅指一般情况下关税的豁免和常规海关监管的简化。上海自由贸易港设计的关键是"二线":一方面要高效安全管住,另一方面要创设电子围网的方法便利自贸港区之间、海空港之间的货物流转、储存。

云南少数民族风俗禁忌与公安工作研究

云南地处祖国边陲,少数民族众多,风俗禁忌复杂,在公安工作中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严格按照党的民族改革和法律办事,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风俗禁忌问题,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局面,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边疆稳定、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保障。

以“三智”建设提升边境海关国门安全防控治理能力的路径探索

海关作为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以“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建设维护贸易安全是形势要求和现实所需。边境海关作为国门安全防控治理极具特点的重要一环,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安全形势的情况下,还要直面周边国家的众多风险和挑战,则维护国门安全的职责更加多元、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影响因素更加复杂。本文从边境海关视角分析了维护国门安全所面临的三重形势,即国际格局复杂多变带来的新威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课题、现代化治理方式提出的新挑战,归纳了边境海关在维护国门安全中存在的全链条全领域安全防控体系不完备、强化科技运用不充分、边境国门安全国际合作防控合力不到位、维护贸易通道安全高效的措施不系统等不足,从四个维度提出了以“三智”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在防控领域上建立全链条机制,不断增强维护国门安全的统筹力;在防控方式上强化科技保障,精准提升维护国门安全的软实力;在防控机制上突出协同共治,有效形成维护国门安全的聚合力;在防控内容上倡导“以点带面”理念,切实强化维护国门安全的实践力,为进一步提升国门安全防控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思考和探索。

自由贸易园区境内关外政策研究

发达国家和地区“境内关外”政策实施区域须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效率优先的管理模式,一般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建立自由贸易园区,规定自由贸易园区的区位、类型、功能、政策、管理等,以保证自由贸易园区的建立和管理有法可依。“境内关外”区域政策的实施是一个自由贸易园区运行成功的关键。

海关学的学科构建、学科组成与未来发展:学科演进的视角

海关学是一门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研究对象、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目标、探索国门安全治理规律的学科。我国的海关学研究历经“前学科”时期、“准学科”时期和朝向“常规学科”发展的学科演进路径。海关学的学科内容主要包括海关学原理、海关法学、海关监管学、海关税收学、海关情报学、国际海关学、总体安全观与中国国门安全研究等。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中,海关学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植根于维护国门安全的现实需求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理论需要的海关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交叉学科的属性和内在特点,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理论来厘清海关学的研究旨趣并拓展研究范畴,以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规律推进海关学的理论研究深度,或是当下海关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合理选择。在海关学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强化学科自觉意识、加强核心基础理论研究、注重研究方法集成整合、搭建跨学科的交流平台和探索多元人才培养机制。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守土固边治理

守土固边治理是国家治理场域中的重要议题,其本质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守土固边治理面临着治理资源分配不均衡与持续性供给不足、边民动员与整合难度大、治理理论迟滞、地理环境制约和境外新老问题交织共振等多重问题的威胁与挑战,成为影响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国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等国家总体安全治理效能提升的掣肘。要保证守土固边治理的实效性,不仅要把其纳入到国家治理的框架中进行谋划并重新审视传统“核心-边缘”的单向治理模式,更要以国家力量来推动守土固边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性质分析

自由贸易试验区性质的模糊定位与错误认识是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过程中一个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概念、法律表述以及实践操作中的模糊,导致我国一直以来围绕"境内关外"与"境内关内"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产生争论,并延伸到比较法层面。然而,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对外贸易区与世界海关组织《京都公约》中关于自由区的两种制度安排,不构成对"境内关内"性质的根本影响,海关仍然保留管辖权。我国关境是除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单独关税区之外的所有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停实施《海关法》等法律,海关依法承担进出关境监督管理职责,从而决定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内关内"的性质。它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海关法的方式予以立法确认,并在实践中成为海关履行职责与制度创新的法律基础。

国家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

国家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建设的基础。从历时性角度来说,春秋战国为秦汉统一王朝、三国两晋南北朝为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夏为元朝、明清民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疆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是各区域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拓的国家疆域;从共时性角度来说,边疆中心行政区划一体化、边境管理深入边境村庄、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边民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等,表明国家疆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在兴边、通边、固边、强边过程中共建的疆域;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角度来说,边境管理从关注传统陆疆到陆海空并重、从被动管控到开放与管控相结合、国界从相对模糊到日益清晰等,表明国家疆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共促边境管理现代化的疆域。这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有成员营造了家与国,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国土资源,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物质基础,因而国家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