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7年我国对外投资的97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这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建立了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数。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我国外向FDI流量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是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我国外向FDI流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我国企业在实施跨国经营战略过程中,在投资区位上需要在制度环境基础上选择宏观经济更好的国家。

贸易自由化与FDI区位选择——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5―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的投资空间面板数据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活动存在显著的"第三方效应",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以欧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同时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投资转移效应;市场规模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存在本地市场效应;FDI倾向于流向市场规模大、开放程度高、基础设施完善、政治稳定和法制环境较好的国家,FDI自身也具有显著的动态特征;FDI区位选择表现出资源寻求动机,但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效率寻求动机并不存在;人力资本水平对FDI吸收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同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资源高丰度和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FDI挤出效应;FDI的区位选择模式及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国家类型和一体化组织模式差异。

东道国禀赋条件、制度安排与FDI区位选择

文章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距离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普遍影响;东道国的禀赋条件和制度安排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在不同组别表现出差异性;流入高、中收入组的FDI更多的受"市场"因素驱动,而流入低收入组的FDI更多地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同时,无论全样本还是细分组,FDI的区位选择都表现出明显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制度距离、经验效应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其中区位选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决策,事关投资成败与资源配置效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容易忽略企业间的差异,而特定东道国的投资经验比一般性国际化经验更具有针对性,所产生的知识是企业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根据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基于2001-2016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区位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探索对外直接投资中制度距离、东道国直接和间接投资经验与区位选择的关系发现,制度距离降低企业进入东道国的意愿,企业倾向于选择制度距离更小的东道国;企业自身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经验可提高企业再次进入意愿,并减弱制度距离的负向影响;企业既可通过自身经验积累知识,也可通过向其他在东道国的中国企业学习,提高该区位的吸引力,但因学习效应与竞争效应并存,东道国间接投资经验与区位选择之间呈"倒U型"关系。鉴于制度距离的影响因企业而异,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布局时,一定要科学、合理地选择东道国。对于制度距离大的发达国家,企业可在充分考虑竞争效应的前提下,通过向其他中国企业学习模仿,降低进入风险;对于制度距离小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应借助企业在母国市场的竞争优势或既有海外分支机构经验,逐步培育国际化经营能力,完善在东道国的布局,减少外来者劣势。

集聚经济、制度改进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集聚经济、传统因素和制度对日本FD I区位选择的影响表明:集聚经济效应特别是日资企业的国别集聚、FD I的优惠政策和法制建设所带来的制度改进都对日本FD I的区位决策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同时结合对传统因素(要素成本、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的分析,可以发现日商投资会趋向于选择那些已经聚集大量日资的企业、有良好的市场制度和有利的FD I优惠政策、市场规模较大、要素成本较低、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

台商投资区位选择与在地营商环境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8年台湾地区对25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别从投资动机和制度距离的视角分析了在地营商环境对台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总体上对台商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当前台商在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上主要出于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但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与台商投资动机存在负向联动效应,体现台商对外投资具有明显“次优原则”特征,即为了获取市场规模和低廉生产要素会在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稍差的地区进行折中性投资;第三,台商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制度接近性”,即会优先选择制度质量与自身相近的地区投资,并且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与制度距离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基于以上,本文对大陆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增进两岸经济融合提出建议。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区位选择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关乎企业海外投资的成败。现有的关于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不统一,研究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结论存在分歧,而将国家文化距离作为独立自变量检验其对区位选择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现有的研究多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文章选取2003-2013年间的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环境与国家文化距离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实证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有负向的影响作用,文章对现有的文献结论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规范;国家文化距离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有负向的影响作用,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时,国家文化距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应该引起企业界的高度重视。这些发现能够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决策参考。

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基于微观数据的比较分析

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别从正式及非正式的角度探讨了制度距离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总体倾向于进入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并且偏好选择正式制度距离较大的发达国家和正式制度距离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2009年后,中国企业相比2008年之前越来越偏好在非正式制度距离差距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

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3-2012年中国OFDI的69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FGLS模型重点考察了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及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OFDI产生正效应；运用Hansen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考察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的门槛值，发现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这为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与支持。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我国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制度壁垒、组织学习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借鉴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视角,考察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对中国企业选择对外投资区位的多重影响。基于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条件逻辑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和正式制度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正式制度风险的负向影响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或较多的国际股权联盟联系时减弱;而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只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时才有所降低。结果表明,特定的组织学习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由东道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障碍。

国际化动因、制度环境与区位选择:后发企业视角

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行为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本文从后发企业视角,系统分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动因与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并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本文选取2003—2012年10年间中国对101个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动因,但战略资产寻求动因表现不显著;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反向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不仅可以增进人们对后发企业国际化行为的理解,而且可以为正在展开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制度环境对房地产企业跨区域投资地域选择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15年中国房地产行业A股上市公司首次进入各省份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地区制度环境对企业跨区域投资地域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进入的概率越高;目标地与企业注册地之间制度距离越大,企业进入的概率越低;企业更愿意从制度环境差的注册地进入制度环境好的目标地而不愿从制度环境好的注册地进入制度环境差的目标地;并且从强制度区域进入弱制度区域时,制度距离对进入决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从弱制度区域进入强制度区域时,制度距离的影响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政府关联和相关投资经验能够显著减弱制度环境、制度距离对投资地域选择的影响,降低制度环境带给企业的压力,促进企业的投资。

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跨国实证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恶劣的制度环境会增加交易成本,弱化东道国吸引FDI的能力;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获得必要的生产规模并积累相当的竞争优势。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重视关系网络、利用制度缺陷是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区别于北方国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南方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制度缺陷是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可以发挥其特有优势的重要来源;进入国际市场时,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并未遵循"先易后难"式渐进策略。

异质性跨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环境适应和经验积累效应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二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尝试将企业的经营效率对比、拟投资市场潜在容量、企业与目标市场环境匹配程度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将跨国经营中的知识积累分为制度环境适应效应和经验积累效应,用以探讨寡头竞争下企业将竞争对手行动纳入考量范围的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当初始的相对竞争优势差别越大,弱势企业越倾向于优先进入市场容量较低的市场;当市场容量和相对竞争优势较为接近时,强势企业会倾向于主动进入市场容量较低的地区。在不同跨国企业与市场匹配性下,考虑到短期内进入与自己母国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市场将显著降低其市场份额,影响其经验积累效应,强势企业会更加激进地进入高容量市场。但从长期看,企业会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熟悉当地消费习惯,积累与不同利益相关方打交道的经验,逐渐适应陌生市场,并将在优先限制竞争对手在当地获得经验积累与优先获得制度环境适应效应之间做出权衡。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基于制度距离视角

本文基于制度距离视角,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并且,政治制度距离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60%以上,经济制度距离所带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更是超过80%。此外,本文认为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重点关注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但投资不足的中高收入国家和它们的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