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mining the Burden Reduction Policy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A Framework Analysis Centered on the Rational Selection of Institutional Doctrine

The“burden reduction”policy aims to reduce the workload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alleviate their burdens.While it has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eachers,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still exist.This study utilizes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and Ostrom’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policy.By considering the prefer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local governments,schools,and teachers,it explores interactions and outcomes,identifies challenges,and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基于IAD框架的医疗制度与医患行为者关系研究

医患关系作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深深地嵌入到其所处的社会组织、关系、文化和制度系统中。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制定和出台的各项医疗制度无疑对医患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利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解释医疗制度与医患行为者的关系,并从医疗制度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举例分析不同制度影响下医患双方互动的作用模式及产生的关系结果,识别医疗制度对行为者的影响路径,剖析医患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和形成机制,为医疗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借鉴。

农村土地调整的实现逻辑及影响因素——基于D村民小组的田野调查

以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视角,借助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通过一个村组的案例,采用理论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探讨土地调整的内在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调整具有复杂的发生逻辑,单一因素难以决定其实现,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作用结果;村庄的自然物质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通用制度规则等外部变量通过影响土地调整的交易成本,影响了土地调整的选择。在土地调整的过程中,土地调整的参与者数量越少,越容易达成决策和实践的统一。另外,调地传统为土地调整提供了非正式的制度依据,促成了土地调整的实现。研究结果展现了土地调整的成因与过程,提供了来自试点地区土地调整的经验证据,为理解农村的土地调整问题和二轮延包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

政治势能下休渔制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IAD分析--以Q市N码头为例

海洋渔业资源治理困境是公共治理研究中的典型问题,也是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所要突破的实践难题。从Q市N码头的伏季休渔制度运行情况看,休渔制度中制度制定者的国家逻辑、执行者的科层逻辑以及接受者的有限理性逻辑形塑了行动舞台中参与者不同的行为选择,渔业资源治理在参与者间价值逻辑与行为选择的冲突中走向了治理困境,通过强化奖惩机制、建立“智慧防控”体系、健全监督反馈渠道等短期举措缓解制度制定者、执行者与接受者间矛盾冲突;推进渔业资源总量评估、引入产权制度进而推行捕捞指标“三权分置”是阶段性的远景规划。将IAD框架整合进中国渔业资源治理的真实场景,构建起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场景下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制度轮廓与规制特征

多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基础教育减负政策,但是中小学生依然饱受学业压力困扰,现实状况与政策愿景之间的鸿沟尚未完全消解。描绘我国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规制样态,是科学解释政策效用与优化政策的前提。运用制度语法工具并借助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对基础教育减负政策文本进行编码、解构和分析发现,基础教育减负政策围绕以政府为主体的集体选择层次,以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和家庭为主体的操作层次开展制度设计,具有不同层次主体的行动场景已界定、跨层次的联结嵌套共治格局已形成、集体选择层次的规制表达较为弱化、操作层次的信息反馈渠道遭遇阻塞、集体选择层次的奖惩激励措施分配失衡等规制特征。针对上述特征,未来可以从明确学生家长的主体责任、增加政策文本中的规则型制度陈述、健全操作层次的信息反馈渠道、补充面向操作层次的正向激励措施等方面强化减负政策的规制效力。

流域水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及其应用——以黑河中游张掖市为例

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将环境与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的ImPACTS等式进行解耦和拓展,即在人地系统中对人文因素进一步解耦。对代表社会资源的S赋予具体的涵义,进而引入"制度"因素,将制度分析与环境资源管理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对流域水制度的研究框架进行述评,接着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研究框架进行修正得到水制度分析与发展(WIAD)研究框架。最后,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典型区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的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对水制度和水部门进行绩效评估。通过分析,试图提供进行内陆河流域水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中国住房政策过程透析

运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研究住房政策过程首先要确定政策舞台,但是单一舞台牵涉众多行动者和复杂行动链,故将其区分为三个具有制约关系的舞台:中央政策舞台、部委政策正式舞台和部委政策非正式舞台。前两个舞台的功能分别是选择政策目标和拟定政策方案,最后一个舞台被界定为一个针对政策方案的问题网络。三个舞台受到了住房业属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应用规则三个外生变量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情境结构并具有不同功能。住房政策过程在舞台内以及舞台间的互动中得以阐释。

信息技术进步对高校学术领域治理规则的影响--以奥斯特罗姆的“信息规则”为分析起点

技术是管理变革最根本的支配力量,但技术本身并不单独发挥作用,其作用的发挥还依赖于各种权力的容许。信息技术进步对学术领域治理规则最直接的影响是对信息规则的改变,而信息规则又是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提出的7项相互关联的规则之一。从信息技术进步对学术治理信息规则的影响入手,分析学术治理领域信息规则改变对其他规则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遇到的阻抗力量和疏通路径。高校是知识生产的场域,信息技术进步给学术领域治理带来的影响又可从知识生产、知识交流和知识评价3个方面分析,因而相应的规则调整也可围绕这3个方面进行。但是,操作层面规则的调整涉及更深层次规则的调整,涉及不同层次规则包括“元立宪”层面规则之间的良性互动。

IAD框架下疫后老年参与社区服务的设计研究

为帮助老年群体应对疫后复苏阶段面临的困难,从感染的混乱期向反复期、常态期过渡。以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框架)作为分析工具,以社区服务为行动舞台,确认社区服务中需考虑的要素以及不同服务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老年群体的行动困境。将疫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划分为3个阶段,面对不同阶段情况,优化多元行动者的行动措施。在特殊时期帮助社区灵活应变,为应对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构建预防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发挥老年群体的社会价值。

关中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农户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村生活垃圾的数量呈急剧增长趋势,研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影响因素对于提升治理效果,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论文借鉴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以陕西关中地区村庄的数据为样本,对影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垃圾桶的数量以及人均收入这两个因素显著影响垃圾治理的效果;是否有垃圾治理规定以及村领导是否接受过环保培训对治理效果有正向的影响;同时,村庄面积越大,治理效果可能越不好,据此,提出完善环保设施建设,增加治理经费投入,加强环保宣传力度,规范垃圾治理等建议。

基于PSOI框架的省域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探析

基于PSOI四维度政策分析框架,对我国9个省域的10份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省域与国家高校分类发展政策目标保持一致,根据高校类型的不同设定相应的发展任务;但在落实分类指导的同时,也存在以分层带动分类、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民办高校缺乏政策安排及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等问题。因此建议:以“分类分层”置换“分层分类”;建立教育部门牵头的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对民办高校的分类指导;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

基于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及对策建议——以湖北省监利县为例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结合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研究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有助于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土地流转频繁的连福村、李场村和网市村为例,从IAD框架中的外部变量出发,结合实地调研成果,对农村土地流转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破坏农用地的自然属性可能造成流转市场波动;基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乡土秩序弱化了相关规定形成的契约精神;聚合规则不连贯导致农户具备的流转条件与实际状况不相符,产生流转信息的壁垒;信息规则不对称导致流转信息获取困难;位置规则不完善导致合作社功能缺失,正向作用不明显。本文提出通过严格管控流转过程,形成“土地流出—中介服务组织—土地流入”的农村土地流转流程,并鼓励农业合作社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对接来应对。

生源竞争中的行为逻辑与应用策略——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高校生源质量的现实诉求促进了生源竞争问题的研究和生源竞争理论的发展。已有研究把生源竞争视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忽略了生源竞争中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构与互动关系。借鉴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我们将招生制度改革及政策调整作为生源竞争行为的外生变量,将生源竞争行为理解为高校及考生在行动情境中的相互作用,依据高校和考生两个主体的行为选择及互动结构,建议高校完善招生应用策略,完善兼顾宏观和微观要素的综合招生宣传体系,提高生源的有效配置。

当前石漠化治理模式下的利益关系及协调 --以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为例

政府主导农户参与的石漠化治理模式是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生态治理主要选择,农户积极参与有利于提高石漠化治理的政策效果.然而,片区农户参与程度不足普遍存在.基于IAD框架,将现行的石漠化治理模式视为行动舞台,政府与农户是行动者,农户参与行为受政府政策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作用,同时也受治理机会成本推拉机制的影响.在行动情境中,由于政府与农户的位置、行动、信息、控制、支付、潜在结果等要素不对称,形成了二者的利益分配、利益实现与利益保障关系,由此也出现了农户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偏差,影响了农户参与行为选择,须构建思想激励、利益激励、制度激励等机制作为利益协调手段,激励农户参与行为,提高石漠化治理效果.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 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专题就是围绕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比较深广的探讨。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整合性分析——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应用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发展程度与县域的经济社会条件、教育相关制度、参与主体及其行动策略、评价准则等要素紧密相连,而既有研究对其复杂要素缺乏整合分析。因此,可借鉴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通用术语”,构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从外生变量、运行机制、改革结果及评价准则等方面整合县域义务教育改革的相关变量,并厘清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有助于县域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整体设计,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进行静态与动态分析,提升对发展中相关问题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完善发展机制和政策,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实现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

数字赋能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动物疫情防治模式转变实践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数字技术能否推动公共安全治理的制度创新,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参考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构建数字赋能公共安全治理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数字技术可以强化公共安全各主体的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和集体选择,丰富公共安全治理制度;可以促进各主体的相互约束、监督和信息传递,以落实新制度;可以深化公共安全的“自治”“法治”“德治”,以巩固新制度。对比分析中国动物疫情防控的传统技术时代、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时代三个阶段发现,深入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实现制度创新与转型。未来要建立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制度体系、加快实现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发挥多元化制度保障机制作用。

制度如何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基于中国林长制政策的分析

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文中以中国林长制政策为例,识别其政策过程中的制度要素,以探析制度对公众政策过程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主体数量、政策主体身份、信息处理能力、利益诉求、对决策的控制程度等政策内生变量的联合作用形塑了政策主体的行为,自然资源禀赋、行政体系的政治势能与行政发包制等外生变量对政策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制度的复杂嵌套结构对政策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产生了深刻影响。本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制度要素与政策过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为后续的公共政策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数字技术赋能应急管理运行规则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新动能。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阐释数字技术赋能应急管理运行规则的内在机理,并结合中国国情分析数字技术赋能应急管理运行规则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从规则补充、规则调整和规则完善等三维角度来看,数字技术赋能应急管理运行规则存在应急管理规则不完全、不匹配和不完善等多重问题。有鉴于此,数字技术赋能应急管理运行规则优化与创新的思路在于:在顶层设计层次上进行规则补充维度的创新;在操作层次上进行规则调整维度的创新;在法制和条件保障层次上进行规则完善维度的创新。

阶段性发展评估工具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应用的优势和挑战

目的 对阶段性发展评估工具(staged development tool,SDT)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简称疾控)机构中应用的优势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未来工作建议。方法 通过小组焦点访谈,了解我国疾控机构管理层和骨干专家对SDT的见解、在疾控机构应用的预期、意见和建议等,并运用主题框架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 共有28名来自各级疾控机构的工作人员参加了研究。受访者平均年龄43.32(29~65)岁,以男性(57.14%)、省级疾控机构(78.57%)、高级职称(67.86%)、中层管理者(50.00%)和领导班子成员(17.86%)为主。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SDT是兼具国际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公共卫生机构发展评估工具,约40%的受访者认为他适用于国家级和省级疾控机构开展非绩效考核类自评。SDT不仅可以对使用机构的当前状况精准把脉、对未来发展规划提供有益参考并找到有效提升方法;还能锻炼使用者的思维能力、开阔视野、提高参与国际卫生治理水平。疾控机构的负责人和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对于SDT的接受度将较大程度影响SDT引入中国的效果。同时,约36%的受访者指出,SDT所涵盖的评估领域与我国当前疾控机构的工作内容与职责存在一定差异。结论 SDT是一项国际通用成熟的、实用的公共卫生机构发展评估工具,适宜通过本土化调整后,在中国国家级和省级疾控机构应用。同时,可以通过会议或培训等形式使更多的疾控机构负责人和卫生管理部门领导熟悉、了解SDT,提升其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