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浅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实现途径——基于“礼治”与“法治”融合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作为战略目标,标志着当代中国进入法治建设历史新时期。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曾说:"能给社会带来安定的是法律和礼貌这两个力量。"可见,我国实行依法治国需要将"礼治"与"法治"融合。文章旨在分析"礼治"产生的社会性原因,以及"礼治"对"法治"产生的影响,同时结合我国改革事业进入深水期,发展进入攻坚期等新时期国情实际,法治建设必要性,以及基于"礼治"与"法治"两种社会治理手段的融合,探讨新时期实现依法治国途径。

“王霸杂用”的思维理路与历史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的基本治国方略,"王霸杂用"具有多重内涵:其一,尚德与尚力结合,引申为恩威并施、宽猛并用的"刚柔相济"之道。这一策略一方面蕴含一种中庸思维,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意指适应不同情势而"刚柔交替"的权变之道,这固然与"一治一乱"的传统社会相契合,但不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性。其二,德治与法治并举。这一主张貌似公允合理,但在实践中往往导致"以德乱法"。法家主张治国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相对于儒家的教化之道更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根本性。其三,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与"法"的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法的客观性常常为人之主观性所吞噬,中国古代社会难免步入"人治"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