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指标”何以实现“软着陆”: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的策略选择

为克服一刀切式的“粗糙摆平”问题,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通过推动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实现更为精简和规范的执行。在政策执行的能力视角下,构建“任务—策略—目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D县提升“执行力”的个案研究发现: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面对进入基层场域的政策数量内容日趋增多,政策指标愈加“硬核”,这体现为“目标更加清晰、权责更加明确、奖惩更加分明”,基层通过提升政策执行力来实现政策的“软着陆”。通过以“合法性”构建打造纵向到底的执行链条,强化政策目标设定的权威性、认同性与可操作性,达成执行效率的“软着陆”;通过以“合理性”建构形塑检查验收机制,压实政策要求和工作责任,达成执行效果的“软着陆”;通过以“合情性”构建形成紧密型的组织化联结关系,激活基层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和“内生动力”,以精准执行达成政策的降本增效,实现政策效益的“软着陆”。“法、理、情”融合为提升基层政策执行力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和要求,有助于打开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的“黑箱”。

情理法协同共治——农村滥办酒席的应对之道

近些年来,我国局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出现了滥办酒席问题,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造成了不良影响。农村滥办酒席是由于情、礼、利三重因素异化交织而成,只有通过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治理,才可能找到最佳出路。从法治角度而言,现有治理体系必须正视软法的局限,应当通过立法规范与软法引导的方式完善治理体系。从情理角度而言,对异化的情理应考虑重塑理念与更新规则的方式予以调适。与此同时,需要采取协同治理与加强监督的举措为长期治理提质,进而实现对滥办酒席问题的根治。

情、理、法协同治理:从“砂场如战场”到河清海晏的关键

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河砂治理成为全球自然资源管理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国内外学者围绕河砂的开采、影响、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单一视角切入,侧重于合法性、合理性的分析,缺乏从情感合理性角度进行深入讨论,而且大多数研究仅聚焦于河砂本身而忽略了河砂背后的“人”的存在,偏重于资源“权利”分析而轻视了资源治理背后的“权力”动态。基于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要求,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韩江三角洲河砂资源开发与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张力以及多元主体基于“情、理、法”展开权益博弈的调查研究表明,惟有实现情、理、法的协同治理,河砂治理才能实现从紊乱向和谐的转变,为实现河清海晏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传统合法化资源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基于农民工1733份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一直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议题。但是,其表达方式尤其是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赋予合法性仍缺乏中国化的研究。论文通过对1733份农民工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深入观察到诉求者“利”的合法化方式和策略,以及内化的“情”“理”“法”的文化心理结构。研究发现,在“重义轻利”为主导的文化心理框架下,诉求者需要把“利”合法化。通过“情”“理”“法”来赋予“利”以道德涵义和逻辑,从而形成了“情”“理”“法”的交互关系。由此,论文根据“情”“理”“法”的三者关系把合法化结构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情理法模式、理想型的法理情模式和现实型的理情法模式。以“理”作为评判底层民众利益表达行为的标准和尺度存在模糊性的风险。现实型的理情法文化心理模式意味着诉求者的心理结构仍然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之中。为此,政府在处理诉求者的利益表达时需要加强法治化的引导。

“理语”的重塑——船山“化理入情”诗理观的内生成语境及分类形迹

诗中"理语"历来是古典诗学中的重要议题,在其纷繁的发展进程中,王船山之理语辨析具有一定的廓清与重塑之功。从渊源来看,宋人的"物理"说、严羽的"词理意兴"说、元明以来的"崇情斥理"说、郝敬的"诗家之理"说、陈白沙的"以情统理"说等成为船山诗理观形成的内在语境。从辨析过程看,船山诗理观隐含了一种分类思维。他批判诗中议论,认为议论诗中所暗含的"逻辑""诋讦""凌杂"特征,违反了诗歌"主情""平和""纯净"的特性。他承认诗中表现万物规律的"物理"之必要性,但其关注重点则在"物理"背后所连结的情意内涵。对于诗中探求人世哲学问题的玄理、性理,船山亦秉持"化理入情"的原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极力突显了诗情之于哲理的统摄性地位。

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再探析——以巴县档案中的坟产讼案为中心

在清代的民事审判中,官府并非严格依照《大清律例》,而只是参照了《大清律例》的基本原则。《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除了具有参照作用外,还具有威慑作用和原则的指引作用。同时,由于民间习俗得到司法认同,官府在审断中还需考虑"天理"和"人情"等因素,州县官通常将"情、理、法"作为一个"整体性"原则来考量具体案件。因此,清代的民事审判不是黄宗智所谓的严格"依据律例进行判决",也并非滋贺秀三所言的"依据情理"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应该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

情理法交融:网络政务互动中的形象建构与关系管理

近年来,随着电子政务的逐步推广,网络政务互动中的政府形象建构与政民和谐关系管理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本研究从形象建构与关系管理的视角出发,分析政府所构建的形象类型及其采用的话语资源,以及这些形象在政民和谐关系管理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在网络政务互动中主要从法治、理性、情感三个维度采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建构法治型、理性型和情感型三大类政府形象。通过情理法三维度的政府形象的有效互补与融合,可达到较为理想的政民网络互动关系管理效果。该研究探索了情理法交融的政府形象建构在关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为网络政务语言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益参考。

罪刑法定:传统中国的立场与平衡

严格依法定罪量刑是中国传统刑事司法的基点,也是传统中国罪刑法定的基本立场。但由于法律社会本位的影响,传统中国还产生了类推、比附和运用情理等制度和方法,以平衡定罪量刑时的"法律之穷"。这些平衡方法的运用虽然导致了罪刑擅断现象的出现,但不足以否定传统中国罪刑法定的基本立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正因为基本制度与非基本制度的交织运用,才呈现出复杂的面相。而要准确地理解传统刑事司法,厘清基本制度和非基本制度及其相互关联是其必由之路。

治理共同体视域下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基于情-理-法的三维解释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是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中时常被诟病的焦点议题,而街头官僚所处的位置又使得自由裁量成为其治理有效性的关键所在。随着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使得街头官僚不仅是治理者还是被监督者。基于治理共同体视域,采用价值冲突的理论视角,以情理法三个维度划分街头官僚面临的治理空间。研究表明,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城市治理中街头官僚的三种治理策略,使其不仅是城市治理的主体,还是重要的治理参与主体。自由裁量从一个主观超控维度变成协商辩论空间,也在这一维度上理顺了街头官僚自由裁量的困境。

高校管理中的情·理·法

高校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高校管理改革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高校管理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能否实现。情、理、法三者是高校管理中的重要元素,三者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理和法是制约行为规范的规章制度,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学校的发展,维护学校的安宁。而情则是将理和法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辅之以理性的管理,加之以法的约束,三者融合共同营造出一门有特色的管理艺术,在高校中运用,即可创造出一种"高校管理文化"。

电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途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分析了电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提出了当前电大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试论情理判决模式的现代构建——法律形式化和理性化的结合

中国古代情理判决所倡导的法意精神是现代审判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传统,但如何在吸其精华的同时弃其糟粕是我们这代法律人应思考的问题,弥补古代司法中司法技术的缺陷和司法过程的制度性缺失,实现判决形式化和理性化的结合是有益的探索途径。

情、理、法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强调在法治社会,我们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应该挖掘其合理因素;分析了"情、理、法"三者的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建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该合理地运用"情、理、法"。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情理法”观

《阅微草堂笔记》展现的“情理法”观,有的虽为纪昀亲友所阐发,但经其记录和整理,可以当作纪昀思想来研究。《笔记》中的“情理法”之间,“法”“理”、“理”“情”、“情”“法”有时一致,有时冲突;“法”呈现了其所包含的客观情节属性,“情(心)”呈现了其主观情感属性;“情”“理”冲突,有时表现为情感与理智在第三人身上的冲突,有时表现为情感与理智在不同行为人身上的偏缺;“情”“法”冲突,源于“法”的固定化与“情”的多层面性、多义性、复杂性。《笔记》中的“情理法”观,以纪昀对“法令”“刑”的总体观念与其亲友圈的法律实践为基础,虽有局限,但也有创获;并以“处事宽”与“论人恕”的宽恕原则为基调,对为人处事迂腐、拘泥于礼法、空谈心性的讲学家们多予批判和嘲讽,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大学教师对“好老师”之理解的实践推理——一项扎根理论研究的过程及其反思

大学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时常会陷入两难困境,此时他们是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并做出行动抉择的?他们认为什么是"好老师"应该做的?他们是如何在实践中诠释自己对"好老师"的理解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教师进行实践推理的过程,实践推理赋予教师行动以合理性解释,有关什么是"好老师"的实践推理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会努力朝向好的教育实践。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取向,对数位大学教师进行个别访谈和焦点团体座谈,通过三级编码步骤,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以理为依归,情、理、法交至,追求教育实践合理性,是这些教师所认同的、面对教育困境时"好老师"的实践推理,也是他们眼中"好老师"形象形成的依据。而如此研究结果的发现,有赖于研究者对教师在两难困境中的行动决策和实践推理进行分析,而不仅仅停留在静态地对他们所说的"好教师"特征进行描述。

明代文艺美学思想与自然审美意识深化的学理渊源

明代的文艺美学思想史,有其自身的特色。它的思想来源于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与明朝的阳明心学。明初,程朱理学地位特殊,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致君泽民"的儒家传统思想,仍然支配着明朝的文人审美价值取向,并且决定着他们的审美创作的旨趣,影响其文艺美学思想,强调"文以载道"。而此时的自然审美意识则受朱熹"大其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追求情理相融。

从意境说谈王夫之的美学思想

王夫之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意境的构成因素,情与景、形与神、情与理都作了辩证分析,并指出这种因素统一于以“意”为枢纽的文学作品中。对意境理论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尼各马可伦理学》与《道德原则研究》伦理思想的几点比较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道德原则研究》是关于伦理学的两个经验性读本。但是,与休谟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哲学有着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质,这使得两人讨论伦理学问题的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之处,从而最终导致两人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着诸多可比较之处。本文在分析这两本著作的基本方法的异同之处的基础上,试图对两人关于以下两个问题的看法作些比较性的分析:一、关于理性在道德中的作用和道德评价的最终依据;二、对一般"法"与具体案例的冲突的解决方法。

构建监督执纪中纪法情理贯通融合的实现机制

监督执纪坚持纪法情理的贯通融合,是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必然选择。“纪法情理”在监督执纪中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不同位阶动态融合的范式表达。实践中机械化、碎片化、非体系化理解和适用纪法规范,以及情理概念的模糊化和泛化运用,影响纪法情理贯通融合的实现。为此,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要树立积极的纪法情理融合观,以实现依纪依法评价与教育挽救目的的有机衔接。在解释规范时,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有效弥合法律精英与社会大众在理解和适用纪法规范上的分歧;在行为评价上,探索纪法处置和裁量时的充分说理机制,推行典型案例指导制度,增加情理内容的确定性、类型性和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