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动力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创业扶持和产业转型等方式为提升回流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1990年以来我国分民族省内人口流动的变动趋势

本文利用1990年至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系统梳理了我国分民族省内人口流动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省内流动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均存在明显差异,省内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有所增加,人力资源禀赋不断加强。多数民族省内乡—城和省内城—城流动比例明显上升,流动原因整体趋于发展型,流动时间呈现中、长期化态势。分民族省内和跨省人口流动存在多方面差异,对此应创建优化更富有针对性的流动人口服务与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民族工作效率,进而为民族互嵌格局的形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四川省不同学历流动人口的省内迁移空间格局、影响机制及迁移模式

近年来,不同学历流动人口的迁移决策及其差异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内部已经分化出高学历流动人口与低学历流动人口两大群体,高学历流动人口数量的上升促进了流动人口省内迁移趋势的增强.四川省是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大省,近年来省内迁移人口呈现增长趋势,其人口迁移具有典型性.因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迁移流、变异系数和logistic回归对四川省不同学历流动人口的省内迁移空间格局、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四川省不同学历人口的省内迁移模式.结果表明:1)成都市对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与低学历流动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并且对高学历人群的集聚效应更强,其影响的辐射范围更广;除成都以外的其他地级市仅对低学历流动人口产生弱集聚效应,高学历流动人口对其没有明显偏好.2)低学历流动人口更倾向于跨省迁移,而高学历流动人口更倾向于省内迁移,并且大学专科学历人群与省内跨市迁移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3)高学历人群与低学历人群的迁入意愿均会受到个体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影响,低学历人群受个人发展因素的影响较大,区域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而高学历人群受心理融入因素与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均显著.整体而言,高学历人群对城市发展的关注程度高于对个人发展的关注程度.

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根据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流动人口已形成省内为主、省际为辅的分布特征,省内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人口大省,省际流动人口的迁入地主要分布在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省份,迁出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人口大省,省际流动人口的迁出分布较为分散,而迁入分布较为集中,省内流动人口多的省份省际迁移人口也会较多。这些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省内人口迁移主要受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省际人口迁移则主要受迁入省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迁出省的人口规模,以及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动的特征分析

基于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本文对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了来自不同生源地毕业生的跨省流动差异。研究发现:51.3%的高校毕业生在就学或就业过程发生了跨省流动,家庭所在地区不同的毕业生在跨省流动类型和比例上存在显著差异;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动类型和比例存在显著的性别、学历和学校类型差异;跨省流动的收益显著为正;人力资本因素和地区经济因素对跨省流动的促进作用,以及跨省流动对收益的提升作用对于来自中西部地区家庭的毕业生最为显著。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关系之研究

文章在初步建立区分东部地带和中西部地带的省际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关系统一假设模型的基础上,主要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构造了包括省际迁移劳动力的C -D生产函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对1 990年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及贡献大小进行了比较深入地考察分析。研究发现:与根据时间系列考察得知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互动发展关系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也具有明显的同步即时效应和异时累积效应,而且异时累积效应也同样相对更强一些;东部地带1 990年代的省际人口迁移对同期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步即时效应和异时累积效应,都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带两者的作用关系前期呈负向作用、后期则转为正向影响;对全国各省区的考察显示,1 995 -2 0 0 0年间的省际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和中西部地带区域经济的发展都表现出比较密切的正向作用关系;从控制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东西差异来看,目前这种以非“常住”人口流动为主体的省际人口迁移模式还有一定的“合理性”。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与流入省吸引力的分析——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

本文探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两大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二是流入省份具有何种特征,将更具吸引外省人口流入的力量?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从个体、家庭与省级层面,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离散选择Logit模型分析。结论为:有外出经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家中没孩子或孩子数量较多的劳动力、土地被征用(或无耕地)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某省人均收入水平低、土地面积少,是促使省内农村劳动力向外省流动的推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就业机会越多且由省际距离产生的流动成本较小的省,对外省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更有吸引力。

地区发展、经济机会、收入回报与省际人口流动

利用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发现省际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态势。并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流出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出具有显著的阻力效应,但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并无显著的影响;作为流入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吸引人口流入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拉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开放性会继续增强、收入地区分化仍将存在,加上更加自由的流动环境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省级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将会进一步被强化。

中国省际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运用居民迁移的引力模型对我国省级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199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差异在2000年之前的居民迁移中作用不显著,而在2000年、2005年的迁移中有显著影响。对于迁入地、迁出地地方公共支出,2000年之前的迁移主要受迁入地的拉力作用,而在2000年之后则主要受迁出地的推力作用。

建国以来新疆人口的省际迁移状况分析

新疆人口总数中,省际迁移人口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分析了建国以来新疆人口迁移特点,结果表明:新疆人口迁移活动主要表征为国家有计划的迁移和人口自发迁移,迁移过程具明显的时间阶段性;迁入人口以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男性青壮年为主;人口迁入地区主要为开发程度高、经济发展快、交通便利的地区;人口迁入主因是国家政策及大量土地资源的吸引,人口迁出主因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祖籍亲缘关系、户籍管制的放松;省际人口迁移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以及新疆与其他省区的交流,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5年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已婚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而受教育程度对跨省流动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即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均倾向于省内流动而不是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的家庭人均非汇款收入越高,其越倾向于跨省流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内流动,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因此,要使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好的跨省就业机会,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和有效地减少贫困人口,必须提高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并加强对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转移的支持,减少其远距离外出打工的现金约束。

省际人口迁移与云南省人口控制研究

人口迁移是重要的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 ,它影响着一定地区的人口总量、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迁移人口的持续增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人口迁移量越大 ,反之 ,则越小。云南省人口省际迁移在数量、类型、原因、模式上有其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决定和影响着云南省人口的发展 ,针对这些特殊性提出的云南省人口控制对策 ,有利于把握云南省人口迁移的发展动向以及加快云南省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提高人口素质 ,控制人口数量。

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与影响因素探究

从不同区域人口迁移的视角,采用1997—2016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不同地区间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东部收敛速度慢于中部而高于西部,且中部收敛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速度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形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发现,人口迁移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则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我国迁移人口难以顺利取得城市户籍,人口迁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明显。

流动人口流动距离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及其并行采集的地理信息数据,测算出中国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流动人口平均流动距离为594公里,东部地区平均流入距离最长,户籍流出地区间存在明显的梯度效应,由东北、西部、中部,到东部流出的平均距离依次递减。家庭决策影响突出,处于分离状态的家庭流动距离更远,男性流动距离更远,流入地与户籍地经济差距越大,流动距离越远。研究还发现,城市规模与流动距离并不匹配,存在城市大而不强的特征,农业人口在流动距离选择性上受到的限制更大,省内流动模式中经济差异、个体特征的影响更为显著,河南、安徽、湖南等省培育城市群能够带来更强的辐射力。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以经济发展迅速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应用托达罗人口迁移经济模式分析其人口迁移机制，对广东省人口迁移省际省内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

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测算——以陕西为例

采用队列要素法并运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年龄移算,预测了不引入人口迁移因素时2001-2050年间陕西省人口规模及结构;然后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在计算出年龄别净迁移率的基础上,预测了2001-2050年间陕西省人口规模及结构;最后采用总体法精算模型,运用陕西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关统计资料,测算出2001-2050年间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规模。发现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后,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明显缩小,在老龄化初期就出现了基金结余。

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现状及效果评价

人口迁移对迁出地、迁入地双方均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人口迁移和流动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新疆一直是人口迁移活动频繁的地区。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近年来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的现状进行了翔实的描述,评价了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的效果,指出了省际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建立新疆人口省际迁移的协调机制、采用灵活人口政策吸引外省优秀人口和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三点政策建议。

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陕西省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增长。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陕西省为例,了解陕西省的省际迁移人口的规模大小和年龄分布特征,分析在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时,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如何变化。研究结果发现:陕西省迁入人口呈现年轻态特征,多为处于就业初期的年轻人口,减缓了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际圈子迅速扩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以及流动人口自身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其婚恋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学界和政府对此关心仍然不够。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发现:除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户口和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特征外,迁移流动行为也与通婚圈扩展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迁移流动地域范围和相对结婚时间都与跨省通婚有关,地理通婚圈扩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标志,但也不能忽视通婚圈扩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和挑战。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国省际劳动力迁移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农产业和迁移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同向集中的态势持续强化。利用1982-2010年全国4次人口普查和3次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劳动力就业和省际迁移数据,对省际劳动力迁移机制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前向联系的存在性,即市场进入性引导下的劳动力迁移是中国产业集聚累积循环过程的基本动力。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一体化和地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市场进入性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度逐渐提升。不仅是迁入地工业品的可获得性,其周边地区工业品的供给规模对迁移决策的影响也日益提高,由此导致了中国工业和迁移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连片集中。因此,推进市场一体化和生产专业化,提高市场进入性,是促进产业地理集中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