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主城区职住关系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区、郊区人口流动差异显著,职住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互联网时代,结合大数据技术探索新的职住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以热力图、POI为基础数据分析武汉市主城区的职住关系发现,人群聚集高热区在工作时段呈现为“一主三副”格局,在休息时段为“二主一副”格局,两者整体匹配度不高;就业地与居住地空间分布模式大致相似,为聚类的多中心分布,呈稳定的西北-东南向分布,聚集特征为“西强东弱”。总体而言,武汉市主城区职住类型主要为职住平衡型和居住倾向型,因此可通过加强住宅附近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主城区东部建设,打造次级中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等促进职住关系向全面平衡型发展。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成都市职住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传统的职住空间研究往往以单一数据为主,大数据的应用为更精细化、精准化地研究职住平衡带来了全新视角。文章发挥多源数据优势叠加效应,尝试构建一个系统全面分析职住空间分布及其耦合关系的方法框架,以成都市为例,科学、合理地识别其职住空间的分布特征、通勤出行特征,建立职住空间的动态联系,并围绕职住用地比例、住房产品结构、公服设施供给和交通出行环境四大影响因素,探寻职住失衡的原因,为后续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提供依据和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灵活就业人员的心理契约特征与平衡机制研究

灵活就业与传统劳动形式不同,心理契约是和谐劳动关系治理的有效工具。文章在数字经济视域下,以灵活就业的心理契约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心理契约的定义,其次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特征,再次从劳动关系“外部化”“善变化”“非标化”和“多元化”四方面分析了灵活就业员工心理契约的特征,最后通过培养职业能力、强调尊重和关爱,实施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构建心理契约平衡机制,从而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自愿加班”情形下加班认定标准的反思与完善——“用人单位安排”的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

在“996”成为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时,劳动者“自愿加班”且无法请求加班费支付的事实认定成为司法实务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从目前的司法审查情况来看,法院对加班的认定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审查机制,“用人单位安排”成为认定加班的关键因素。因此,实践中不乏用人单位主张劳动者“自愿加班”从而损害他们的合理权益之情形。一边是用人单位独立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一边是劳动者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两者利益应当得到合理且有效的平衡。本文回归立法本意,在对2018—2022年“自愿加班”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司法实践中加班认定的审查因素进行归纳分析,司法机关应在“用人单位安排”的形式审查之外,结合包括规章制度中相关规定的效力、自愿加班协议的效力、是否存在用人单位承认或默认等情况在内的各种辅助考量因素,对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的延时劳动属于加班之依据的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从而界定劳动者“自愿加班”行为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非用人单位安排”。

我国当前就业态势的定量分析与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城镇失业率逐渐爬高的态势，先利用托达罗均衡失业率模型对我国历年的均衡失业率进行估算，进而得出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在８％左右。然后又分别利用就业弹性理论分析我国三产业的就业状况，指出就业弹性的下降是我国失业问题的成因之一。最后提出了解决我国目前失业问题的若干政策建议。

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的关系研究

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我国有18岁以下孙子女的60—79岁老年人孙子女照料和其就业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近六成老年人承担着孙子女照料责任;近1/4的老年人还在工作。就整体和城镇老年人而言,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在60—64岁老年人中,二者则存在非常显著的负向关系。乡村老年人虽呈现出孙子女照料与就业兼顾的特征,但在控制变量内生性后,这一特征消失。文章还就老年人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与积极老龄化政策措施进行了讨论。

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

近二十年来,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国许多大城市的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研究以北京都市区为例,建立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就业—居住空间关系进行多尺度分析,在界定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的基础上,评价北京都市区的就业与居住平衡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居住分离是当今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

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及就业的影响

文章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中国的教育现状,指出了中国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教育发展对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并就教育与人力资本、教育与就业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的社会就业效应

货币政策工具无论是流通中现金量还是社会信贷余额都对社会就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这一作用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在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就业有限的前提下,政府可以考虑使用货币政策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社会信贷余额的社会就业效应要大于流通中现金量,因此,当政府考虑使用货币政策来缓解社会就业时,相对于流通中现金量,可以优先考虑使用社会信贷余额这一货币政策工具。

大城市劳动力供需平衡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文章在经济转型和大城市人口调控背景下,研究了上海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趋势与外来劳动力需求情况。研究显示,在上海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下,2015-2020年外来劳动力需求量在700-856万人之间,这使大城市在对待外来劳动力上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另一方面面临着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压力。目前上海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岗位上更多的是一种优势互补关系,对外来劳动力歧视有悖于社会公平理论,同时政府的强行调控政策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尽可能地创造出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秩序,让市场在调节劳动力供需和结构性短缺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高等职业教育就业质量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高等职业教育就业生态系统中,从毕业生入学到就业,毕业生主体—学校—用人单位之间的"营养"关系常常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就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就业价值生态、就业质量生态、就业结构生态和就业制度生态息息相关。只有把握好毕业生这一主体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毕业生从"输入—转换—输出"这一过程中生态系统的平衡。学校、用人单位、政府通过预测就业生态行为、建立就业生态预警监测机制,共同营建以就业质量为核心的就业生态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促进职业能力为导向的动态课程体系建设,营造以就业价值为核心的社会观念生态圈。

社会生态学视角下的城镇体系规划方法优化与实践

传统城镇体系规划过于关注物质空间布局,忽略了人的发展诉求,并且指导范围往往局限于城镇自身,忽视了对乡村地区发展的指导,使其难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生态问题。研究采用社会生态学视角,通过探索劳动力产需平衡等规律,构建以城镇化区域分类引导为核心、以小城镇发展和非农就业指引为重点、以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创新配置为保障的城镇体系规划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框架,并以日照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例进行实践,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体系规划理论的发展进行有益的探索。

照看子女、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中国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7和2008年数据研究了未成年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中有未成年子女显著降低了女性工作的可能性,提升了工作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学龄前子女更有可能导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而6-14岁子女更有可能导致女性选择灵活就业;不工作和选择灵活就业使女性更有可能成为学龄前子女的主要照顾者,但灵活就业并没有减少女性的工作时间;女性获得工作灵活性的代价是工资水平显著下降。上述结论在解决了女性劳动参与、职业选择和生育决策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是稳健的。文章的结论对"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保障女性就业有一定借鉴意义。

美国真实职业资格的界定标准:排除主观偏见、客观性证明与利益衡量

真实职业资格作为美国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原则的例外,被规定在美国《1964年民权法》第七篇中。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发展,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与各级联邦法院确立了以排除主观偏见为基本原则,辅以两项客观性证明对真实职业资格抗辩进行审查的基本框架。但当真实职业资格抗辩涉及重大利益时,法院允许其得到支持。在当下性别观念趋于多元化的时代中,美国的真实职业资格界定标准值得借鉴,但仍需充分考虑国家的文化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

美元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影响分析

美元汇率变动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由于2005年之前人民币实施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贬值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得货币政策陷于两难境地。实证分析表明,美元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出口、利用外资、物价水平和就业具有明显的影响。2005年美元汇率升值,中国贸易收支顺差将缩小。美元企稳将促进中国稳定利用外资,并对抑制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但今年美元的升值走势将不利于我国就业状况的改善。

政府在促进高校学生就业中的角色再定位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政府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政府不再以管理者或"守夜人"的角色出现,而要作为具有利益制衡能效的第三方角色,均衡毕业生、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促进高校学生就业。

“劳资两利”:平衡劳资关系的首次立法实践——以《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为考察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1948年的《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是在哈尔滨解放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解决现实的劳资矛盾的背景下制定的一部劳动法规,这部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贯彻毛泽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方针,平衡劳资关系的首次立法实践。《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以"劳资两利"原则为主导思想,对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合理的厘定,充分调动了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为哈尔滨解放区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和民主政权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对其他解放区以及新中国的劳动立法产生了重要示范作用。

供求均衡视角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基于广东的问卷调查与思考

广东省2010届高校毕业生个人和相关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地点和就业单位选择趋向多元化;对于实际起薪低于期望起薪的现状持基本接受态度;与实际就业单位以民营企业占比最高不同,他们期望的就业单位还是国有企业;普遍把"求发展"作为就业选择的最重要考虑因素。在用人单位看来,高校毕业生的学习与适应能力是最重要的技能能力,专业实践知识是最重要的知识素养;个人的良好品质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推崇,而其外在特质普遍不被认定为重要因素。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必须从高校毕业生及用人单位供求两端"双管齐下",减少结构性错位。

德国的家庭政策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人口结构向少子高龄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相关政策支持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通过梳理德国家庭政策与女性就业的变化可知:20世纪80年代,德国针对育儿女性出台的一系列家庭政策鼓励女性以母亲角色替代就业者角色,而非帮助育儿妇女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从而在提高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同时导致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通过一系列家庭政策支持育儿妇女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生育率的同步提升,可供我国借鉴。

高职教育助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高职教育要实现助力共同富裕,需要对就业问题、高等教育普及问题和高职教育内外部的平衡问题作出积极应对,这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也是高职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针对就业的片面理解,需要积极推进高质量就业;针对高职教育发展的内外不均衡,要积极促进高职教育的均衡发展;针对外部环境的支持力度不足,要积极创设高职教育助力共同富裕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