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

当今中国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自然犯到法定犯、从重罪到轻罪的历史转换,犯罪治理的策略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具体而言,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应该彻底摈弃严打重刑思维,从宽严相济转向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刑罚应整体趋轻,更多关注出刑和制裁多元化,更加注重常态治理和依法治理,刑事程序制度也应更加轻缓与灵活,同时营造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

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情况实证研究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基于起诉便宜原则而确立的,其通过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的处置,适时终结已经启动的不必要的刑事追诉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载体。由于在法律规定、理解适用、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仍然极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亟待改进与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由严厉刑事政策与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司法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明更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纠正以往刑事政策中单纯追求"严"的倾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分别体现出"宽"与"严"的要求。

犯罪和刑罚的经济分析

刑罚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存在严厉性和惩罚概率的不同组合。多种因素会影响刑罚的生产可能线和无差异曲线,在生产可能线和无差异曲线相切时存在最优的刑罚。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与严就是刑罚的严厉性和惩罚概率问题,宽严相济中的宽与严也存在一定的经济基础。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处于被司法机关审查状态的公民 ,可以自主地选择说话或不说话的方式表达其意志。沉默的表示应当视为以不作为的方式与司法机关合作 ,将正常行使沉默权纳入抗拒的范畴是不妥的。我国“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传统政策应当修正为 :“坦白应当从宽 ,沉默受到保护 ,抗拒必须从严”。正确意义上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与沉默权并不矛盾。在保护人权的同时 ,必须强化国家的司法权 ,根据我国的国情 ,对沉默权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制。当前 ,应当审慎地对刑诉法第93条进行修改 。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老年人犯罪中的贯彻与运用

目前在中国,老年人犯罪无法定从宽处罚情形。而根据国外及新中国成立前对老年人犯罪一般予以从宽处罚之实践以及相关理论,结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缓之需要,中国刑法有必要明文规定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罚。

《周礼·秋官》中的刑事政策——“三典刑三国”之制辨析

古人从不孤立地考虑刑法,而是将之放到国家政刑建设的总体结构之中。周代统治者在总结法制历史的经验上,得出刑罚的适用轻重应该根据时代、形势的变化以及地域环境的差异来决定。因此"三典刑三国"这一原则提出并使用,反映了古人在刑罚适用中注重实效,强调灵活掌握刑罚的特点,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性。总之,要执法缘情,全面考虑,以达到"明德慎罚"的理想境界。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文章从刑法学的角度对“严打”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严打”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刑事政策。作者对“严打”与社会主义法治、“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科学地探讨与分析 ,见解精辟独到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问题研究——以余某平案件为例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看,二者之间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对其如何适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二者的趋同在于价值选择、目的和功能作用三个方面;而其差异则在于整体与部分、维护利益倾向和是否涉及新诉讼模式三个方面。从个案角度看,余某平案折射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两大困境,即刑罚轻重比较的失序和认罪认罚中“求轻”抗诉效力的缺失。由此,应当从确立刑罚轻重比较规则和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诉权对审判权制约规则两个方面来破解困境。

非理性的犯罪与理性的立法——暴力袭警行为之刑事法思考

暴力袭警严重侵害了警察的合法权益,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关于袭警行为是否应当单设罪名予以刑法规制,理论界与实务界有不同的声音。面对非理性的犯罪,需要的是理性的立法。因此,应对袭警行为的规制进行全面反思,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借鉴西方国家关于妨害公务罪的立法,提出应对暴力袭警的新的立法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一种宏观路径的考察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比较普遍,这与我国当前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相悖。在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注重功利转向人性关怀,可为化解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过多的现实困境提供一条宏观的进路。

民企腐败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在惩治民营企业腐败犯罪中也要适用该政策。民营企业腐败犯罪不仅严重腐蚀公权力,还严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从严惩处民营企业腐败犯罪行为应当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总基调,但同时司法机关也应当尽可能发掘个案中的从宽因素,并且考虑民营企业的发展经营特点,在民营企业腐败犯罪案件中做到不随意入罪,真正体现“宽以济严”的政策内涵。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和毒品犯罪处于"从宽处罚"和"从严惩处"完全相反的两极,只有充分考虑二者相互背反的现实,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协调,制定宽严相济指导下的"以宽济严"的刑事政策,才能实现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有效治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本体论

围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内涵、价值及原则等本体问题,介绍、评析了不同的观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定位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质内涵在于"济"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价值是和谐;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中应当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和注重效果原则。

认真对待检察官审查起诉——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为中心展开

一旦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罚便意味着放弃包括无罪辩护在内的诸多重要权利以换取"从宽",并且法庭审判从简从快不再审查事实基础。深受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潜在影响,考虑到职务犯罪自侦权转向监察委及司法压力的现状,面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之下,公诉机关应当认真对待检察官审查起诉(义务)主要包括查明被追诉人所认之罪具有事实基础与否、进行充分的权利告知、展开与被追诉人协商、关注被害人必要的请求。

论我国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

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我国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尤为迫切和重要。刑法裁量上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刑、缓刑的扩大适用和死刑的减少适用,刑罚执行上的减刑、假释的扩大适用和社区矫正的大力推进,刑事程序上的无羁押诉讼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推行,都体现了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以教育改造罪犯,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有助于促进和平司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刑事诉讼视野中的“坦白从宽”——以辩诉协商为视角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刑事政策,本文将其与西方国家的沉默权、辩诉协商进行比较,从中阐述我国发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严密科学的刑事政策,关键在于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其在当今乃至今后的刑事诉讼领域中,对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仍将发挥巨大作用。

抗震救灾时期宽严相济政策的运用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出现了大量涉灾刑事法律问题,使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如何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灾区司法工作人员面临的具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首次就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公开新的原则,即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突出重点,依法进行,必须确保做到严之有据、严之有理、严之有度、严之有效。要切实注意做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不能因为在突发事件时期实施违法行为,就被科以刑法以外的刑罚处罚,需严格遵循罪行法定的原则,最大化保护犯罪人的人权,让犯罪人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和处罚。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改革与构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所激发的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需求日益凸显。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与现代刑罚理念的变迁,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已是必然趋势与理性选择。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犯罪标签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实体要件、程序要件、形式要件的构建与设计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在该系统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还需加强配套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例如,政府对未成年犯的支持与鼓励、社会宽容文化的培育与引导,共同服务于"和谐稳定"之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