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贷配置质量效应研究

不当行政干预造成区域壁垒,诱发寻租问题,是导致要素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的重要成因,信贷市场尤为如此。基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选择视角,运用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干预情形下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贷配置质量效应加以研究。结果表明,在干预市场条件下,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信贷寻租动机,信贷投放更倾向于迎合地方政府需求而非商业化导向;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市场约束收紧尽管可促使商业银行增强信贷投放的商业性,显著增强区域贷款增长对盈利能力的敏感性,但无法对其信贷寻租动机形成有效抑制,以致其对信贷配置的质量效应难以发挥。而良好的地方政府治理可有效提升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贷配置质量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高质量发展要求下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点,也为新形势下破除地方行政壁垒、增强地方金融监管效能以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经验参考。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基于利率市场化背景

我国自2015年以来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中介变量,正逐步发挥引导资金市场化流转与配置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利率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选取2015年1月至2022年6月的LPR、CPI以及金融结构等数据,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进行全面分析,实证研究发现政策利率对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传导较为通畅,我国通过货币政策实施,能够较好地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至实体经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货币政策对周边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外溢性,特别是对于周边发达国家,文章基于P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货币供应量两个传导渠道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周边发达国家产出水平、物价水平和汇率均存在溢出效应,通过不同渠道对周边国家经济产出及价格水平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大多情况下,与价值型货币政策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带来的不良影响更为显著。未来,中国应持续推进货币制度改革,合理选择“双赢”的货币政策手段,在达成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并对周边先进国家的经济产生正面效应,进而推动双方共同向前发展。

数字化转型、宏观经济环境差异与股价崩盘风险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自身信息的释放,缓解投资者与企业、企业与产品供需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使企业和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文章在已有研究证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非线性影响,选取2012年至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宏观经济环境差异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复杂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现有数字化转型能够减弱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呈现倒“U”型影响,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为先增大后减弱,并且当前众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处于倒“U”型的左侧,致使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上升;在各地区和国家金融市场分割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不同资本市场之间的估值差异、利率差异,以及汇率预期对股价崩盘风险均具有影响;数字化转型使企业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能够调节宏观经济环境差异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强度。

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中逐渐复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逐步退出疫情期间大量使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本国的利率上升以及市场流动性收缩。这可能吸引资本回流,对他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理论层面,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通过阐述非常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政策退出可能产生的外溢影响。实证方面,文章运用VAR模型分析新冠疫情后美国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溢出效应。结论:美联储加息会推动我国国债收益率、同业拆借利率上升,汇率贬值;缩表会导致汇率人民币汇率贬值。总体来看,美联储加息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较显著且更为直接,缩表的影响则较小且存在一定的滞后影响。在美联储逐渐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过程中,加息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外溢效应更为显著,应着重采取政策加以防范风险。

利率市场化、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

本文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以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利率市场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且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二者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即利率市场化可通过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此外,本文对产权异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利率市场化均显著提升了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相较于国有企业,利率市场化更有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且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相关研究,且从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融资等视角,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支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短期利率波动——基于BHK-L-MIDAS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BHK模型的基础上,考虑短期利率波动杠杆效应和EPU对短期利率波动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包含杠杆效应和EPU的混频短期利率模型,即BHK-L-MIDAS模型对短期利率波动进行建模与预测。采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和中国EPU指数数据对构建的BHK-L-MIDA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短期利率波动存在“反向杠杆效应”;EPU对短期利率波动具有显著负向的影响;BHK-L-MIDAS模型相较于竞争模型(BHK和BHK-MIDAS模型)获得了更好的样本内数据拟合效果。基于三种损失函数以及模型置信集(MCS)检验对模型样本外短期利率波动预测能力的分析表明:BHK-L-MIDAS模型相比BHK模型和BHK-MIDAS模型具有更高的样本外预测精度,且BHK-L-MIDAS模型在不同预测窗口表现出的预测能力具有稳健性。最后,VaR分析表明BHK-L-MIDAS模型在短期利率市场风险度量方面的经济价值。

利率市场化、LPR与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基于政策对工业经济的影响视角

2019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标志中国利率市场化进入新阶段,利率深化改革能否增强货币政策效果再度成为关注焦点。鉴于政策调控具有非线性时变影响,本文基于时变参数模型并构建政策时变溢出指数,研究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货币政策对工业经济调控的有效性。研究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加深,工业企业融资和工业经济增长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愈加敏感,利率改革显著增强了数量型政策和价格型政策的调控效果;从影响程度看,数量型政策对工业经济的时变冲击效应和时变溢出效应较价格型政策高,这与中国长期依赖数量调控以及利率传导受阻有关。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在本质上仍然比较依赖“量”传导,仅通过LPR改革难以完全疏通利率传导堵点,推动货币政策调控由“量”向“价”转型仍然任重道远。本研究为剖析利率改革成果,促进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金融、企业异质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结构效应

本文围绕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可能产生的结构扭曲效应问题,通过在信贷市场存在异质摩擦的经济环境中构建数字金融作用机理的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并利用中国微观企业和宏观时序样本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效果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数字金融弱化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结构扭曲效应;(3)数字金融的作用存在扩张与紧缩政策下的非对称性,并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促进“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期优化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基于LSTM的政策效应预测模型及其应用

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LSTM)的政策评估方法,将深度学习技术融入反事实推断预测。首先,使用LSTM方法拟合政策干预前处理组变量间的复杂关系;然后,预测政策干预后处理组变量的反事实推断结果,在此基础上测算政策方案的平均处理效应;最后,剔除模型误差效应,评估政策方案的经济效应。以湖北省外贸进出口优惠贷款利率政策为例,测算该政策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益。结果表明,基于LSTM的方法在预测精度上优于线性模型SCM-LASSO和人工神经网络(ANN),且模型误差效应的纠正可以显著提高政策效应的评估精度。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并且这种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节能减排效果。异质性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对重污染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驱动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在宏观上能够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干扰并提升银行部门授信效率,在微观上能够引导企业增强研发和绿色创新活力,这些改善都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进程的加快。进一步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在叠加企业绿色转型活动的同群效应时,能够发挥更强的绿色转型驱动效果。鉴于此,建议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绿色导向、推行差别化的政策治理、发挥金融机构的协同作用,由此激发企业绿色转型的潜力。

我国欠发达地区货币政策传导的区域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的区域效应是货币政策实践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和PVAR法,分别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利率渠道和结构性货币政策渠道的区域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传导区域效应差异,主要表现为欠发达地区货币政策传导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拉动效果显著低于发达地区。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信贷资源不均衡和地方法人银行的利率定价管理机制不健全,分别导致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偏弱;另一方面,虽然欠发达地区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较为显著,但地方法人银行政策游说能力和贷款定价能力均较弱,结构性货币政策渠道传导效率偏低。本文有助于厘清货币政策调控中区域融资分布不均衡的内在原因,为欠发达地区有效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贷款基础利率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2019年8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机制,拉开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银行机构能否使资金的使用更加市场化,能否更加灵活地使用利率杠杆,是中国银行机构能否在本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过程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同样关系到银行业、企业与个人的利益。本次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利率改革的基本现状、改革的特点、对市场的影响等深入研究,分析改革带来的实际效果,为目前中国企业和居民应用贷款利息定价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2022年美联储加息周期的溢出效应及对策

随着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的深入,世界各国经济均受到严重影响,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对此,从美联储新货币政策框架及目标分析美联储加息的内因,从我国目前经济现状、货币政策趋势分析我国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我国应在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监管、汇率改革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四个方面发力,以对冲美联储加息带来的溢出效应。

基于IS-LM-BP模型的负利率政策有效性分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经济遭受重创,诸多国家频繁采取降息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期挽救经济,负利率政策呈现出固态发展趋势,但从各国实践效果来看表现不一。为此,基于IS-LM-BP模型针对负利率有效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负利率政策在浮动汇率制下资金可流动时,主要借助利率机制和货币-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能够大幅度提高社会总产出,然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负利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最后指出负利率政策的研究展望,以完善负利率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化对负利率理论研究的探讨。

基于IS-LM-BP模型的日本负利率政策有效性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之下,负利率政策实践在诸多国家呈现固化发展态势。日本作为亚洲首个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其政策有效性备受争议。基于IS-LM-BP模型从理论上证实负利率政策借助利率机制和货币-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能够大幅度提高社会经济总产出,并推导出负利率政策通过汇率渠道拉升通胀、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政策效果。但是,运用TVP-VAR模型针对日本2012—2021年经济数据的实证检验却发现,负利率政策只能够在短期内起到抑制日元升值、改善贸易余额和降低对外净投资额的作用,政策效果难以在中长期得到持续发挥,日本未能实现刺激经济增长和2%的通胀目标。为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我国央行应以史为鉴,高度关注发达国家的负利率政策实践,总结与吸取日本负利率政策的经验教训以保证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一,维持货币政策正常操作空间,增强政策调控效果;第二,高度关注当前全球负利率政策环境对我国的负面溢出效应;第三,更加注重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统筹协调。

中美利差变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类型市场的异质性分析

受美联储政策调整影响,中美利差时隔12年再次出现倒挂,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已成为研究焦点。本文采用MSIH(2)-VAR(1)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利差变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并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比分析两轮中美利差倒挂对我国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异质性冲击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建议从保持货币政策稳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深化汇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改革等方面完善政策设计,从而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支撑。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新颖的和交叉性统计数据,通过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是低效的。(2)货币政策在整体上却有效。这从侧面可以证明:相比较于其他几个货币传导机制,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的阻塞效用更强,即其对货币政策总体绩效的贡献度相对最小。(3)利率传导机制还存在时滞效应。本文认为,解决目前我国利率传导机制低效性的主要方法还是要通过利率市场化的渐进推进。

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比较——基于利率市场化角度的分析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合适?文章考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加速器特征,将其引入DSGE模型,通过校准、模拟,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不同货币政策下冲击效应以及福利损失函数三方面综合分析了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存款利率的上升,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优势;对央行损失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损失更小。因此,中央银行应根据需要灵活的运用数量型和货币型搭配使用,做好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