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换二维码取财案的认定分歧与正确定性

以偷换二维码取财案为例,梳理出实务界与理论界关于该案的定性主要存在着诈骗说与盗窃说的分歧,具体争议焦点体现在被害人、行为对象、实行行为等的认定上。从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财产的角度认定被害人为顾客,在批判规范占有的基础上认定行为对象是顾客占有的钱款,偷换二维码的行为是犯罪预备行为,顾客的支付行为是客观阶层的实行行为,行为人利用了顾客的支付行为,成立盗窃罪(间接正犯)。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之定性分析——兼评《刑法》第196条第3款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问题,学界尚存争议,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是否成立盗窃罪的问题。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对此种行为的定性并不妥当,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应定信用卡诈骗罪。由此,应改变《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的拟制规定为注意规定。

网络移动支付环境下信用卡诈骗罪定性研究

网络移动支付是网络技术与金融产品深度结合的产物。在网络移动支付环境下,信用卡的实质内涵应当是具有特定关系的金融账户。网络移动支付账户与信用卡账户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前者由非金融机构设立,后者由金融机构设立,因而不能将两者等同视之。基于两者的紧密联系,应将网络移动支付视为信用卡的新型支付方式。在网络移动支付环境下,冒用信用卡行为的对象是具有特定关系的金融账户;冒用的主要类型是冒用网络移动账户实施侵财;冒用的重要特征不是"账户资金被盗",而是"机器人被骗"。"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之间的逻辑冲突进一步放大,立法上适时作出调整迫在眉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用他人手机并利用其网络移动支付账户转账的行为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性。

浅析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本来属于信用卡诈骗,但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要按盗窃罪定罪处罚,这缺乏科学合理性。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共同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不同处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犯罪既遂应以利用信用卡取得他人财物(或用来支付了费用)作为标准。

对诈骗罪“错误认识”与“交付意思”的再思考——以“订购机票案”为例

刑法通说中,诈骗罪是利用对方瑕疵意思转移占有的"交付型"财产犯罪,而盗窃罪是违反对方意思的"夺取型"财产犯罪。对于两罪相关概念的认识和把握,体系解释的方法十分重要。对"交付意思"必要与否的认识,以及对"错误认识"内容的把握不应局限于各自行为阶段范围,而应对其进行整体性解释。"处分意思"在"错误认识"、"交付行为"和"取得财产"三者间起着重要的限定和衔接作用。"错误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关于财产处分动机的认识错误。"订购机票案"中被骗者的"错误"并非是财产转移动机的认识错误,客观转移占有的事实违背了受害人的主观意思,所以不符合"交付型"财产犯罪的行为特征,故应当阻却诈骗罪的成立,而认定盗窃罪。

试论打击“盗抢骗”犯罪之高危人员动态管控方法与途径

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是深入推进落实打击犯罪新机制的重要举措,是应对当前侵财案件高发低破的必然要求。其中对涉案高危人员(群)的动态管控是由传统刑嫌调控措施演绎而来,是向多元化侦查模式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打击"盗抢骗"犯罪的重点。针对目前高危人员(群)管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必须全面采集高危人群数据、强化网上调控措施和创新研判技战法等途径予以坚决。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的实行行为研究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要准确定罪,亟需考究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理论中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型。实行行为的实质与构成特征以及实行着手与终了是判断具体事实是否符合犯罪行为模型的重要标准。"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貌似复杂,实则简单:其"盗""骗"手段交织这种特殊的事实仅符合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的行为模型,即其仅具有盗窃或者诈骗一个实行行为,所以,该类案件只能认定为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的规范解读

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中存在着诸多争议和困惑:厘清持卡人的内涵并对其重新分类;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实质上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故该规定不是注意规定,而是法律拟制;维持法条原状将恶意透支型犯罪作为信用卡诈骗罪定罪量刑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暂无将其单独设罪的必要;基于主观罪过形式及客观特征的考察,可知本罪存在停止形态。

再论盗窃罪、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盗窃、敲诈勒索与诈骗罪在学理上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和争论,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是形形色色的,单纯的学理区分有时候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难把握的,尤其是一个案件中涉及不同的行为时,我们如何认定行为人所犯何罪就很关键,因为这关系到被害人的利益能否得到很好的保护问题,同时还涉及到行为人的定罪量刑。

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或者"恶意透支的",是信用卡诈骗,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犯罪。通过参考理论学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伪造信用卡后并使用的"、"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的定性,无疑是完善有关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有效惩治这类信用卡诈骗犯罪自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对这些行为做了定性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蚂蚁花呗套现行为之刑法评价——以解构冒用他人账号进行套现为切入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花呗等类似信用卡的透支工具出现在人们的消费方式中,以花呗套现为代表的新型套现方式也成为问题。司法实践中,围绕冒用他人支付宝账户进行花呗套现行为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争论不休,有观点主张按传统信用卡诈骗罪处理,亦有观点则认为不应将花呗产品认定为信用卡,其更符合盗窃、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还有观点认为可将花呗套现行为解释为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逐一分析上述观点,结合花呗套现自身特点,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找到对于该种行为的合理规制。

“偷换二维码案”的定性问题研究

在“偷换二维码案”中,行为人通过偷换商家设置的付款二维码,将顾客支付的货款非法占为己有。就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理论上存在“盗窃罪说”“诈骗罪说”和“侵占罪说”等多种观点。在财产犯罪的场合,被害人的认定对行为的定性会产生重要的指引作用。从交易活动整体上看,顾客在交易中并不存在实质的财产损失,而商家则的确失去了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商品对价。因此,商家是“偷换二维码案”的被害人。不能将“偷换二维码案”定性为诈骗罪的主要原因,在于顾客在付款时并未产生错误认识,主观上缺乏向行为人处分财产的处分意思,且商户自始至终仅具有向顾客收取商品对价的主观意图。对“偷换二维码案”应当定性为属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行为,即行为人通过商家出示错误的付款二维码和顾客付款的行为,最终实现了对商家应收价款的非法占有。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刑法定性--修正的双向诈骗说之提倡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刑法定性,在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论。其中,无罪说应罚不罚,放纵犯罪;侵占说属于类推解释;盗窃财物说、顾客被骗说与商家被骗说均是忽视了商家从未占有顾客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债权;盗窃债权人地位说忽视了“冒充债权人”这一必要条件;新型三角诈骗说会导致盗窃罪、诈骗罪出现竞合的局面。只有对双向诈骗说进行修正才能得出合理结论,即一方面承认顾客没有遭受财产损失,针对顾客的诈骗行为不可罚;另一方面认可“商品”和“顾客对第三方的债权”属于“损失财产”的一体两面,故针对商家的诈骗行为可罚。

利用新型网络支付方式“窃用”他人账户内财物行为之定性分析——以支付宝为例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利用新型网络支付方式"窃用"他人账户内财物的犯罪行为频发,司法实践对该类案件的定性存在较大的争议,并时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以支付宝为例,通过明确支付宝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能够被骗并且具有财产处分的权限,司法实践中,对直接"窃用"他人支付宝账户余额的行为宜认定为诈骗罪;对"窃用"他人支付宝账户所绑定的银行卡内资金的行为宜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