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视阈下卡尔沃主义的复兴及影响

现代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构体系,始终伴随着东道国、投资母国和投资者这三方关系在“公”“私”两个维度上的互动而发生着变化,构成一个“三方二维”结构。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家究竟是将争端解决的权利向外让渡还是收回,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重心是向国家远离还是回归,卡尔沃主义从诞生、发展、沉寂到复兴的过程给出了答案。随着卡尔沃主义的复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采取积极的应对模式与改革措施,对原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行修正并向国家回归。坚持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利益将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变革的重要主题。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司法制度探析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心,为促进中心内的司法保障,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AIFC宪法规章》批准设立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并同之后相继通过的《AIFC法院条例》和《AIFC法院规则》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司法架构进行创设,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法律适用规则、诉讼程序规则及承认与执行规则予以明确。我国同样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但其正处于探索阶段,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司法规则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国可从推动法官选任的国际化、实行审级制度的统一化及保证执行机制的高效化三方面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法庭建设。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中国在中亚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法律及其风险探讨——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为例

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正逐年扩大,随着投资的日益增加,投资争议问题也越来越多。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代表性国家,哈国解决投资争议的现行法律规则以单边、双边、区域、多边层次法律规范体系形式存在。目前中资在哈国面临投资壁垒较多,法规修改频繁,政策多变,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政府腐败比较普遍,利用政府强权干预市场等多种投资风险。中国政府应推动两国修订双边投资协定,扩大对投资的界定,对投资争议全面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中资企业应掌握并运用哈国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维护其合法的投资权益。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分析中亚国家的投资争议解决制度及投资的法律风险,对于中资应对投资争议及保护其合法权益将大有裨益。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变革与中国对策研究

近年来,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核心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ISDS)面临着重大变革,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改革派主张、改良派主张、拒斥派主张等数种变革方案。随着双向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以及涉华案例的增多,中国有必要重新对ISDS机制进行选择。针对现行ISDS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已有变革方案的不足,结合中国在ISDS机制变革中的特殊利益诉求,应当从改良ISDS机制本身、升级ISDS机制所根植的IIAs内容以及完善其他配套机制等方面对ISDS机制提出中国范式,推进甚至引领新一代ISDS机制乃至国际投资规则的建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制度困境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并非新生事物,但在实践中的使用率和成功率均不理想。晚近以来,随着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的兴起,加之传统投资仲裁机制饱受诟病,调解的优势重新被各界所认识。调解规则领域出现一系列改革新动向,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调解机制能否真正在投资争端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决于能否有效解决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欠缺、东道国政府调解意愿欠缺以及调解保密性与投资争端解决透明度需求之间的冲突。《新加坡公约》的通过为解决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指明了方向,政府对问责制的回避也不应成为放弃调解的理由,平衡调解保密性与投资争端解决透明度需求,将是调解能否真正“复兴”的关键。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原住民问题及应对

原住民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成为在人权领域中容易被侵犯的群体,也使得投资企业可能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特殊的原住民问题。传统的国际投资法主要涉及对投资企业的权益保障,而对投资过程中的第三方相对不利。与原住民相关的投资争端在投资仲裁庭中有其特殊性,仲裁庭倾向于保护投资企业的利益。中国投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的原住民风险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环境许可、协商机制、补偿成本等。解决海外投资中的原住民问题既需要中国企业重视与原住民有关的环境许可和社区磋商问题,也需要寻求合理的路径解决投资中的原住民问题。从国际投资的角度来看,在投资过程中解决好原住民问题既能够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也能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

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质及其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法的影响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具有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 ,为 WTO框架下的多边协议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由于 WTO已经将投资问题纳入其调节范畴 ,WTO法律框架下的一系列协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投资相关联 ,且产生与这些协议的争议都须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因此 ,WTO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为投资争议的多边解决提供了新的机遇 ,它可以弥补一系列传统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不足 ,推动投资争议解决的“非政治化”,确保投资争议解决的公平和公正。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

保护外国投资一直是国际投资协定的价值追求与主要内容。随着晚近以来国际投资协定日益丰富,尤其是投资仲裁案件的不断增多,外国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协定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现象也日渐凸显。因此,在国际投资协定的条约实践中有关东道国规制权的内容也逐渐增加,其突出体现于国际投资协定的序言、征收条款、例外条款和程序条款之中。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对于晚近在协定中增设规制权的做法应当仍予以支持,同时,不必主张所谓的"身份"混同而有所不同。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去政治化”与“复政治化”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为蓝本的投资仲裁已经成为投资者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首选。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投资仲裁本身以及运作存在诸多天生缺陷,引发了投资仲裁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坚持投资仲裁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主流方法的同时,探讨替代争端解决方法和争端预防政策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应性,发展一种综合性的争端解决体制,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国有企业ICSID仲裁申请人资格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占比近50%的海外投资大国,申请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投资争端仲裁对于国有企业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在的国际投资争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在对于国有企业的适格投资人身份进行判断时所采用的是Broches标准,但Broches标准较为模糊。同时,《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明确指出其保护私人的海外投资,如何在维护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同时符合《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宗旨,也需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进行权衡。而双边投资协定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管辖权的重要来源,其中对于国有企业投资者的定位缺失也是导致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中资格不明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从国内法和国际法层面积极推进双边投资协定的完善,推进《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修订以及国内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从整体上强化国有企业私人投资者身份的塑造,进而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利益谋得更加长久有效的法律保护,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海外投资制度保障层面的行稳致远。

裁判者信任困境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

以裁判者的信任困境为代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难题由来已久。从国内法院法官到国际投资仲裁员,裁判者依然面临独立性、代表性以及专业性方面的质疑,并形成了有关仲裁员行为规范、利益冲突规则、遴选机制完善,裁判者任命机制变革,以及裁判者裁判权与东道国规制权关系协调的不同改革路径。这些改革是国际投资治理范式转变的一部分,背后是国际投资治理的控制之争。虽然在中欧双边层面,我国对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具备让步的空间,但在多边和更广泛的双边层面,我国应采取平衡化的立场,警惕裁判者任命权转移可能带来的过度政治化风险,在裁判权与规制权的协调中防止规制权被滥用,并可以考虑采用独立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强制仲裁员名册制度以及上诉机构成员选任机制。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从国际投资规则的旁观者到引领者——巴西CFIA模式研究

巴西是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O但长期以来,在由双边投资协定主导的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内,巴西却一直是“局外人”。2015年,巴西的角色开始转变,缔结了独具特色的《合作与促进投资协定》对国际投资规则进行变革。巴西将这类协定作为对缔约国双方机构治理进行持续协调和合作的工具,从而促进投资便利化,推动可持续发展,优化外资管理方式。

论国家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角色转变

晚近以来,各国通过签订国际投资协定(IIAs)创设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法律化。在传统ISDS机制中,国家与投资者处于平等地位,且投资者独占启动国际投资仲裁的权利,而国家只能被动地参与仲裁。随着ISDS案件数量的激增,该机制限制国家规制权的趋势也日益显现。为此,一些国家开始通过签订新的IIAs,对ISDS机制进行改革。从近期的条约实践中可以看出,ISDS机制中的国家角色正在逐渐发生变化。通过缔约国任命裁判者、缔约国联合发布条约解释以及赋予被告国反请求权等措施,国家主动发挥其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国家在ISDS机制中作用增强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一方面有利于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理念相契合,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投资者的私人权利遭受侵害。中国作为国际投资身份混同大国,在参与ISDS机制改革时应当注重投资者的保护与国家规制权的平衡。

试析欧盟法律秩序自主性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兼评投资法庭机制在欧盟的合法性

为了维护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司法机构在其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否定了欧盟加入含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协定,这显示出欧盟法律秩序对国际法治排斥的一面。国际司法机构对欧盟法进行解释适用、处理欧盟与成员国责任分担等问题时违反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准备在与美国谈判的《TTIP协定》中设立投资法庭机制以取代投资仲裁用于解决投资争端,考虑到欧盟法律秩序的特性,该机制能否应用于实践取决于其具体规则与欧盟法律秩序的兼容性。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研究

随着国际投资的大量发展,国际投资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传统的方法难以解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虽然是国际社会建立的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但由于其对争议无强制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无时限和涉及国家当事人的裁决往往因国家主权豁免而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缺陷,导致了该机构没有有效发挥作为多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所应有的作用。随着国际投资的一些问题纳入WTO体系内,其所具有的强制管辖权、确定的程序时限和有效的裁决执行方法等特点必将对多边国际投资争议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

WTO框架下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探析

随着国际投资的一些问题纳入WTO规则体系内,WTO争议解决机制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面也成为一个积极的扮演者。与传统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相比较,WTO争议解决机制具有诸多优势,这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争议在WTO框架内解决,导致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法的巨大变革。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国际投资条约政策与实践——演进、创新与启示

在美欧先后爆发经济危机以及内部压力和外部趋势的影响下,欧盟"国际投资条约(IIA)"政策与实践从比较偏重投资者保护转向了更加平衡投资者正当权益和东道国正当公共政策规制权的范式。欧盟IIA政策与实践在公平与公正待遇(FET)、最惠国待遇(MFN)、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ISD)解决方面具有重要创新:其FET体现了合理的宽泛性、确定性、一致性和灵活性,其MFN确保了IIA代际更新不受阻碍,其ISD解决机制体现了跨国公法属性。欧盟IIA政策与实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IIA政策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中国应制定新一代IIA范本,并积极引领推动建立高水平、平衡化的全球多边投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