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司法造法性与政治异化——以有关民族自决的咨询意见为例

国际法院是界定和解释国际法的权威机构,其咨询意见对民族自决原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面对民族自决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潜在冲突,相关咨询意见的法律解释显示出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主权的实践,这种不确定性是咨询意见中法律与政治逻辑的外在体现。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在原则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它的司法属性与法律权威性不仅在事实上影响了国家行为,也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从而显示出一定的司法造法性。然而,在特定情形下,大国政治通过影响咨询请求的提出、国际法官的构成、法院咨询管辖权的行使等侵蚀了国际司法公正,使得咨询意见的司法属性发生消极的政治异化。作为和平发展的大国,中国应正确认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软法化及其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利用国际法院咨询程序进一步推动国际法治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初探

从常设国际法院到国际法院,其咨询管辖权和“司法性”之间的协调一直是一个难题。要想满意地解决法院当前面临的困境,不必急于扩大有权寻求咨询意见的机构的范围,而必须确保各机构在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时,更多的是出于解决法律问题的目的而非政治目的。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纪念国际法院成立60周年

国际社会在历经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时期和国际社会组织化时期之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给国际法提出了如下挑战如何应对国际法的碎裂和国际性法庭大量增多两大现象。作为维护国际社会公正的权威司法部门,国际法院必须对此做出反应。考虑到法院诉讼管辖权的局限,充分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应该才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最佳方法。与此同时,鉴于既往的经验,充分利用咨询管辖权必须坚持正确的理念。

从案例看国际法院所阐述的国际法问题

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包括诉讼管辖和咨询管辖。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无论是在对人管辖和对事管辖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其中以"联合国申请复核行政法庭判决事宜委员会"为主体向国际法院提请的咨询意见有三个,这三个咨询意见都是针对国际组织内部纠纷的解决程序问题而对联合国行政法庭裁决提出上诉的。国际法院在答复这三个咨询意见时所阐述的国际法问题表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虽然没有拘束力,但为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申请复核行政法庭判决事宜委员会等联合国机关提出的法律问题,提出权威性的参考意见和解释,从而在促进国际行政组织法及国际法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际法院/仲裁庭判决裁决的解释初探——以2013年柏威夏寺解释案为例

作为辅助的争端解决模式,国际法院或仲裁庭判决裁决的解释是对当事国提供的救济途径之一。然而,我国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文章以2013年柬埔寨请求国际法院对1962年柏威夏寺案判决予以解释案为例,初步探讨判决裁决解释的概念、性质、类型和案件受理条件。

试论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咨询管辖权是国际法院的两大管辖权之一。国际法院通过对重大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既促进了争端的解决,又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挥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在综合不同改革建议的基础上,认为授予联合国秘书长咨询请求权是扩大国际法咨询管辖权的最佳选择。

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的具体运用探析——以2005年国际法院《关于在刚果境内的军事行动案》为例

1999年,民主刚果向国际法院起诉乌干达案,当事双方选择向国际法院起诉来解决纷繁复杂的争端,使得国际法院得以依照国际法公正客观地对它们之间的争端进行实质性裁断。这一举动本身对促进以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争端有着重要的意义。国际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进一步阐明了现存国际法在国际责任问题中免除国际行为不法性的一系列问题的规则,为这些协定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证据。

国际法院“科索沃案”进展及影响

科索沃临时自治政府于2008年2月17日单方面宣布独立,世界各国或谴责或承认,反应不一。2009年12月7日,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法院"科索沃临时自治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咨询意见一案的口头程序并陈述我国立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参与国际法院的司法程序,反映了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和平方法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

同意原则在国际法院咨询程序中的地位再考

现代国际法下的同意原则伴随着第三方解决国际争端的兴起而确立,被公认为国际裁判管辖权的基础。常设国际法院的实践表明,同意原则不仅适用于诉讼管辖权,也适用于咨询管辖权。然而,在联合国时代的国际法院实践中,由于咨询案件的特殊性质以及法院对自身职能的独特定位,已经使同意原则很难单独构成影响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决定性理由。法院在咨询程序中考虑可受理性问题时,并未赋予“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职责”与“法院司法职能的适当性”这两个因素以同等地位,而是明显将前者置于优先位置。鉴于国际法院在联合国系统中的特殊地位,法院的实践对于促进联合国机构依法行使职权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法院的实践可能具有外溢效果。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不宜简单效仿,不应忽略同意原则在咨询程序中的重要地位。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解决国际争端的效力探析--以“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为视角

2021年1月28日,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就毛里求斯和马尔代夫在印度洋的海洋划界争端作出初步反对意见判决。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是否具有解决英国与毛里求斯有关查戈斯群岛主权争端的效力成为审理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解决国际争端的效力具有有限性,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同时无法产生直接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力,在满足司法适当性要求并得到相关国家的同意时,能够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产生积极效力。据此,特别分庭在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中认定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直接解决了国际争端的论断扩大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效力。我国应当正确看待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法律效力,防范咨询意见效力的肆意扩大倾向,同时重视并充分利用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

咨询意见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发表程序初探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授予法庭全庭以咨询管辖权，并对该项权能的行使作出了简要规定。然而，该条款自制定以来就面临着2方面的挑战：一是法庭在《规则》中授予自身咨询管辖权的法律依据何在；二是该条款的规定过于简化，使得条文中的不少法律概念存在巨大的解释空间，进而给实践中咨询意见的申请和发表带来不确定性。笔者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法律基础研究》一文中对该权能的法律依据问题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并得出了法庭制定《规则》第138条的法律依据。本文将对建立在该依据上的咨询管辖权的行使程序进行明确规范。这种规范过程以当前主流司法方法的综合运用为手段，以当前国际社会有效运转所依托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根据，努力在法律所追求的确定性与处理国际事务所追求的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规则》第138条第1款中“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的特别规定”的具体范围；第2款“通过任何主体提交”所设定的对人管辖范围；包括“法律问题”在内所构成的对事管辖范围；以及源于第1款中措辞“可以”和第3款中“类比适用第130条至第137条之规定”的斟酌决定权。本文旨在为将来法庭受理咨询案件提供有力参考。

从“查戈斯群岛咨询案”看国家主权权益的维护问题

"查戈斯群岛咨询案"再次展示了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和当事国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自由之间的张力。本文通过对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法律渊源、该原则对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的积极作用以及平衡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机构职权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了在咨询程序中坚持当事国同意原则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咨询意见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现实影响力,以及避免诸如恶意利用法院权威、影响争端有效解决和破坏法院司法属性及公信力等问题,法院在咨询程序中仍需考虑适用同意原则,尊重当事国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自由。为避免被动陷入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维护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程序性权利,主权国家有必要更积极地考虑如何避免联合国大会做出向国际法院提出咨询请求的决议。

外大陆架权利的新制约——国际法院“尼加拉瓜外大陆架案”批判

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外大陆架案”中宣告,根据习惯国际法,一国的外大陆架权利不得扩展至他国200海里范围内。国际法院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中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国际法院在分析中强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相互联系,然而《公约》维护的是大陆架而非专属经济区的完整性。根据《公约》第56条第3款,专属经济区的海床底土可以与上覆水域分离,由此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并不能阻止邻国的外大陆架在其200海里范围内扩展。国际法院认为《公约》中含有一个“假定”,即外大陆架仅会延伸至那些或将位于国际海底区域的海域,但国际法院对《公约》的这一解释存在明显问题。国际法院所认定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满足国际习惯的构成要件同样颇值得怀疑。实际上,将他国的200海里界限作为外大陆架的制约线不仅改变了《公约》建立的海域制度,而且也不符合划定国家管辖海域外部界限以及国家间边界的一般规则。根据《公约》,沿海国的大陆架从领海以外一直扩展至按照第76条划定的外部界限。当一国的外大陆架扩展至他国的200海里范围内时,应当通过划界解决它们之间的权利重叠问题。国际法院试图消除此类大陆架划界,但却给相关国家造成了如何确立彼此间海上边界的难题。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中的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

近期联合国大会将巴以冲突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凸显了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部分国家和国际法主体通过法律程序突破政治困局的意图。本文通过回溯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界定并区分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历史,提出这一区分源自常设国际法院时期的司法传统,其初衷在于限制法院管辖的范围。然而,实证地考察国际法院的长期实践发现,法院在确认咨询管辖权的阶段,通过适用司法实践发展出的积极标准和消极标准,事实上取消了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对管辖权的约束;在发表咨询意见时,法院则通过将法律意见抽象化、调整发表意见的范围或宣告“法律不明”这些不同的路径回应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这些观察有助于我国形成有效参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咨询意见程序的策略。

国际法院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回溯:义务生成、责任判定与遵约诉求

国际法院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案可能会对小岛屿国家基于实体气候正义和程序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予以回应。国际社会对小岛屿国家因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损害关切已久,对此发表的咨询意见案或将形塑基于代际公平产生的对世义务,对国家之间气候诉讼的司法实践产生影响。虽然国际法院咨询意见案对于当事国来说并非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但是仍然承载着国际司法权威。世界各国以国际海洋法庭咨询意见案、区域性人权法院作出裁决的案件和国内司法判例为主线,进一步阐释了气候权益解释工具的司法实现进程。国际法院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也为《巴黎协定》遵约问责机制的完善提供了软法遵循,厘清了气候公约的法律适用。中国应当通过倡导建构国际气候良法和全球气候善治,以此规范或规锁气候诉讼策略安排,摒弃气候单边主义、气候壁垒以及地缘政治博弈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框架下,俾克维护气候正义,强化气候共同体在“碳达峰、碳中和”秩序愿景方面达成的多边共识。

国际法院临时措施的发展与价值释意——兼议“冈比亚诉缅甸案”临时措施的启示

国际法院的临时措施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随着相关司法实践的成熟,临时措施的理论内涵与法定要件也逐渐多元化。临时措施作为国际法院的固有权利不仅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选择之一,也是紧迫条件下为达成国际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以及防止争端加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的可行选择之一。为了实现临时措施的初设目的,国际法院通过司法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临时措施的一般规范路径。“五要件”分析法体现了国际法院高度的自由裁量权与灵活性。以“冈比亚诉缅甸案”为切入点,本文认为,在理论上,当案件涉及对世义务或强行法规则时,临时措施的要件选择与判断标准较低;临时措施命令趋向于糅杂程序与实体问题的判断。在实践中,政治因素对临时措施同样具有潜在影响。临时措施面临的现实困境是执行问题,疏解此问题需要司法和外交途径协同合作。

主权与职权之争——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与当事国同意原则关系的争议与解决

“查戈斯群岛咨询案”再一次引发了各界对咨询管辖权与当事国同意原则关系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国际法院与当事国持不同态度，对当事国同意原则是否可以适用存在争议。这一争议的存在不利于咨询制度发挥作用，应探寻其存在的真正原因并解决争议。当事国同意原则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国际法院虽然否认当事国同意对咨询管辖权的影响，但也为该原则的适用留下了空间。在双方对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支持与反对背后，存在着国际法院寻求发挥作用与国家寻求维护主权的矛盾。解决争议要以解决矛盾为中心，协调双方的意愿，因此不能单一地支持或反对当事国同意原则。参照实践，可以采取将国家参与咨询程序的习惯制度化，并分情况适用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方式，解决双方间的争议，促进咨询制度乃至国际法治的发展。

国际法院“南大洋捕鲸”案评析

国际法院审理的澳大利亚诉日本南大洋捕鲸案是一起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案件。案件起因是日本在国际捕鲸委员会颁布商业捕鲸禁令后,仍通过"日本特许南大洋捕鲸第二阶段研究方案",以科学研究为名在南大洋海域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鲸鱼。澳大利亚遂以日本违反《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及其附件为由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国际法院通过对《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的解释最终支持了澳大利亚的诉讼请求。国际法院的判决对条约的解释、鲸类的国际保护乃至相关科学与法律问题的理论与分析都有了新的发展。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起草过程与启示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是讨论国际法渊源问题的出发点,其直接来源是《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此条在制定过程中,主要经历了法学家咨询委员会阶段和国际联盟行政院与大会阶段。在此过程中,本条各项规定均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与修改。准确、全面地了解本条各项规定的起草与修正过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评价国际法诸渊源的作用与功能。

国际法院对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评估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所出具的专家意见是国际法院认定争议事实依赖的一种重要证据。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以及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信息和数据及其处理方法和产生的结论是影响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主要因素。鉴于专家的聘请事宜由当事国主导,法院不会强制要求专家必须在资质、专长和独立性等方面满足某些特定的条件。对于可能影响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部分因素,法院尚未发表一般性的观点或具体意见。法院可在司法实践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当事国的争辩点,也可就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方法发表更具针对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