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HOLDS THEMATIC BRIEFING ON SPIRIT OF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OR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On 1st Nov.2017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held a thematic briefing on interpreting the spirit of the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or foreign senior diplomats in China,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ransnat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enterprises.Over 260senior diplomats from over 150 countries including more than 90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要以当代中国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文化为根脉,建立独立自主地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需要,有利于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舆论场的说服力。本质要求、目的、动力、贡献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内容体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传播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建构新时代人类文明观,构建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倡导公平正义国际新秩序伦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我国社会工作范畴辨析及理解分歧

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社会工作范畴的话语表达均呈现“语同而意相异”的窘境,将“社会工作”范畴置于相互比较的参照系中进行辨析,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社会工作。“大社会工作”与“小社会工作”在直接表征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或内容等外延边界大小区别的同时,也蕴含彼此间专业性程度差异的意境。“专业社会工作”与“非专业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的知识、价值与技能等方面存在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同时,其背后也反映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不同。作为工作方法的社会工作与作为职业的社会工作分别突出其方法技能属性与工作领域属性,二者与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或内容的外延边界紧密相关,在话语表达上缓解了社会工作“大”与“小”的外延冲突以及“专业”与“非专业”优劣之矛盾。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海外研究--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主题

近年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引起海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将海外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推向了新高度,引发了强烈反响。通过梳理发现,海外媒体、学者及政党政要均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保持高度关注,聚焦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各关键领域的推进情况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等领域。海外关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研究主体呈现多元性与广泛性,研究主题具有深度与广度,研究倾向多样性与复杂性交织,研究视角凸显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融合。梳理海外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反响与解读,对于增进了解国际社会观察、评估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具有积极意义。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的中断和恢复

由于国民党加大了对上海地下党组织无线电台的侦察与破坏,加上上海中央局自身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如组织机构薄弱、保密工作不力等,导致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三方无线电联络的中断。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虽然各方作出了很多努力,但电台恢复的过程一波三折。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中央被迫独立去面对诸多生死考验;从此开始,中共也逐渐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五中全会将“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的深刻意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决不是否定国际循环的重要性,更不是否定对外开放,相反是要更好地开放,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创新"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三大抓手。只要通过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多维创新,切实形成新发展格局,我们就有望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大变局中开新局。

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

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在思考、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时,中心是力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发生破裂。在这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的配合是比较好的。共产国际在方式上注意进行原则指导,发出的指示多是以建议和提醒的口吻,不像过去以僵硬的命令口吻。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尊重的,对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多解释,并及时通报情况;在执行时,不像过去那样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尽量吸取其合理、正确的部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中共中央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两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结果。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发展成就和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支持世界正义事业,为新生共和国屹立于世界奠定基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对外工作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集中到一点,就是过去“战争与革命”年代神秘封闭的“党的对外工作”,转变发展成公开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党外交”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正以自己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汇入世界政党交流合作的大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遍布五洲四海。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带来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大转折大发展,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和理论上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与伊朗政党及政界的交流:动态、特点与趋势

中国共产党与伊朗政党及政界的交流是中伊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考察了以中联部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机构及部分党代表团与伊朗相关政党、重要机构及部分智库的交流发展过程,试图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结合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伊朗伊斯兰联合党、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及外交关系战略委员会等机构的主要交流活动及特点,发现中伊党际交流在增进两国对彼此治理理念及发展模式的理解,协调外交立场,共建"一带一路"和发展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联合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伊朗政界进一步交流的媒介。在中伊合作不断密切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共产党与伊朗政党及政界交流的扩大趋势是可以预期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战机构考辨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先后设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西北局民运部、延安交际处,以及具有统战性质的西北局友军工作委员会和友军工作核心组等负责统战工作的机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落实"三三制"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管理非党干部,调查、研究、管理少数民族工作和外事接待,情报收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建设和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把边区建设成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高层的高度关注并研究作出对策。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有正确的一面,如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其侵略野心,号召各国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抨击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勾结与矛盾;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但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忽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教条主义地接受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能够科学分析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产生的新形势,充分认识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正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普遍要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的新情况,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虽然也有正确的一面,如在白区领导组织各色公开反帝群众组织和在东北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没有抓住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新机遇,给革命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共产国际、瞿秋白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有关档案资料可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提拔忠于莫斯科的“年轻的共产国际派”王明等人，为此，远东局负责人米夫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使刚刚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不久的中共中央又被迫接着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及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周恩来成为六届四中全会火力批判的主要对象，全会对中共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改选，王明等人进入中共高层领导机关。此后，中共和中国革命为这一高层领导的变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教育家杜国庠功行的铭述追望

杜国庠澄海志学,东瀛修习。毕业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兼行自由研究和个别教育,宣传新兴学说,剖析学校制度。出任中学校长,试行"亲爱力学"说。指导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秘密活动,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文化建设。战后在上海,有公开的文化身份,有隐匿的政治使命。1950年始,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合二为一,在学术复元、基础重建、制度改革、文化再造等方面,不舍昼夜。杜国庠的信仰与行动一体,性情与职业无隙,气节才望及其教育家形象,固不显扬。年谱、文编、诗文全集之类基础材料未备,有关论文不多,专题著作罕见。对这位摩诘稀声的教育家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变迁——兼谈郭沫若的角色

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是一个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兼顾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55年召开学部成立大会后,因为和意识形态关系紧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走的道路较为特殊,和中国科学院的隶属关系呈现了阶段性特征。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从筹划到组建学部,他是事实上的掌门人。学部党组力量加强后,郭沫若逐步将领导权转交。当学部划归中宣部领导后,郭沫若的学部主任职务仅是挂名,除了形式上参加学部的重大活动,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对学部的领导。

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与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党校是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苏区创办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共产国际关系十分密切:联共(布)中央党校的创办,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范例;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米夫代表团的使华,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量;共产国际出台的相关举措,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具体帮助;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中央党校"熔炉"命题,是中共中央党校"熔炉"命题的主要来源。弄清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于全面把握和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建史,正确理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科学评价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际路线”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国际路线”是中共党史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是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的方针和政策,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和话语符号,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一系列组织程序和决议,都是严格置于“国际路线”之下,比如中央机构组成人员选举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政治决议的精神和内容基本上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军事路线、思想路线都是“国际路线”的产物。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深深地打上了共产国际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下“左”倾路线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部门机构改革的历史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部门先后开展了5次机构改革。适应不同历史条件,历次机构改革呈现不同的改革重点、改革方式和改革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历史地看,5次机构改革共同展现了反映时代变迁的党中央部门机构改革全景图。在党掌握领导权的大前提下,在党的领导下,党中央部门的机构从精简、调整到重构,党中央部门的职能从转变、调整到重构,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新史料表明:召开此次全会及提交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候选名单,系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12月提出;全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亦为共产国际所起草。在福建事变中,中共与十九路军的合作不成功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博古、李德等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正确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国际新挑战--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有霸权主义的挑战、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国家安全的挑战。《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化解挑战的经验以及为了应对新挑战提供的新思路。最后,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作为视角,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新挑战的路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