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规则的适用与反思——以标准必要—以标准必要专利为例专利为例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反垄断合理分析过程中一项基础且复杂的认识活动。为增强规范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并实现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管,反垄断法基于市场份额,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规则的适用需要把握一定的限度,科学分析市场份额和市场进入障碍,以平衡市场竞争与创新保护。具体到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而言,“必要性”推定方法尚不可替代市场份额的推定。因而,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市场支配地位推定仍须回归市场份额规则,同时考虑标准必要专利的特殊性和相关市场竞争环境,辅之以市场进入障碍、买方抵消力量等因素。

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三个维度

私权保护、国家治理和国际协调是知识产权法治建设中的三个维度。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人们依法就智力活动成果享有的私权,其客体是通过知识创新或经营劳动产生的特定信息,制度运行中出现的抢占信息资源并将其包装成知识产权客体牟利的乱象应予以纠正。基于信息的无形性,知识产权保护通常需要首先确定客体范围边界,然后对权利人予以及时充分的救济,因此需要行政和司法机关提供专业、便捷的确权及公正、高效的保护。这一建立在“以公开换保护”基础上的公权力介入特色,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国家治理工具。知识产权保护还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这一领域存在诸多国际条约。法治建设不能脱离本土实践,应基于地域性原则,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原理,寻求国内国际法治协调发展的共赢之道。

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基于数字内容App层面数据分析

基于“频注法”对涉及全球18个出口经济体与45个进口经济体的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进行测算,并结合data.ai数据库对2014—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在此基础上,使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RTAs框架下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提升会显著促进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并且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版权条款、数字商标权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均会对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保护条款的影响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能对大规模企业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小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激发产品创新”促进数字内容App贸易的机制也得到了验证。

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带一路”国家间创新合作的影响

当前全球创新网络正向区域化方向发展,呈现出与“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下“南北冲突”模型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倡议下包含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合作模式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范式。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以2008—2019年incoPat数据库中“一带一路”国家申请的《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创新合作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网络已从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单核心布局发展为以俄罗斯、中国和新加坡为核心的多核心集聚型布局,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下降、中国和新加坡后来居上;国家创新体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创新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对处于区域创新网络外围位置的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国家的创新合作则更依赖国家创新体量;增强互联互通水平有助于为创新合作搭建桥梁,缓解对知识产权正式制度的依赖;处于区域创新网络外围位置的后发国家可以在维持知识产权标准以保护本国工业基础的同时,通过增强互联互通水平参与创新网络构建。因此,中国应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加快构建多边、周边、小多边、双边四边联动及协调推进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

北京奥运档案开发利用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北京奥运档案的合法开发和有效利用是建构北京奥运记忆与可持续传承北京奥运遗产的基础。受国际奥委会的相关限制,北京奥运档案开发利用面临着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所以北京奥运档案的多重价值还难以完全实现。将北京奥运档案知识产权问题置于国际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分析后发现,并非所有北京奥运档案知识产权均属于国际奥委会,基于此,针对知识产权不同归属的北京奥运档案提出开发利用应对策略。对于遵从国际奥委会规定进行规制的北京奥运档案,开发利用时应兼顾国际惯例与国内实际,加强协商沟通,寻求合作共赢,鼓励公益性开发;对于遵从中国相关规定进行规制的北京奥运档案,应建立北京奥运档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遵从社会多元主体利益平衡原则,倡导“意图-程序-结果”一体化评估,坚持许可合同制,以期在依法治档轨道上实现北京奥运档案的多重价值。

基于“认知—技术—法治”框架的交通知识产权“走出去”研究

知识产权治理已成为交通现代化治理和交通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交通知识产权“走出去”能促进交通运输行业自立自强、实现交通运输技术创新、扩大交通运输对外开放、促进交通企业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基于“认知—技术—法治”框架分析交通知识产权“走出去”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借鉴美欧日在国际交通知识产权竞争中的经验,探究推动交通知识产权“走出去”的路径与对策。提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交通知识产权治理,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缩小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运用、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消除或减少我国交通企业“走出去”的知识产权障碍,为交通领域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新时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中的制度转换--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是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2020年)》之后,推动我国知识产权“由大到强”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以知识产权现代化治理作为总基调,以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建设为核心,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制度转换:(一)以创新为基本原则,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限制不公平竞争行为;(二)从行政与司法的“双轨制”,转变为“协同保护体系”建设;(三)从注重国内市场的自我发展,到统筹国内和国外,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四)从强化知识产权指标体系,到拓宽知识产权的制度基础,积极开展知识产权的基础建设。

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实践:经验、问题与深化路径

知识产权文化是知识产权相关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条件。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实践在参照国际经验完成了理念确立与模式选择的初级探索后,业已进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理念迭代、实践深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新阶段知识产权文化实践的深化路径应精准回应已有实践所显示的问题与短板,以优化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人才供给体系、构建可持续的知识产权生态圈为路径展开具体实践。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意指调整不同国家间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规章、机制与制度的总和,它以知识产权条约为主要法律渊源,以WIPO、WTO等主要国际组织为协调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进而利于特定主体创新及其利益的实现。其发展历经130余年,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及经济和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是西方主导下的制度,存在种种不足。特别是1980年之后,美国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重知识产权保护之运动,突出国际保护而忽视技术转让和分享,妨碍了技术落后国家的模仿创新之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得到了WIPO等的帮助,同时中国也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应结合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借助“一带一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完善该制度作出贡献,进而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从RCEP到CPTPP:浅析两大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特别在全球数字变革的风口下要注重数字变革与知识产权协同保护。通过对比RCEP、CPTPP两个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找到两个协定在著作权和相关权利、商标和地理标志、专利和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实施的执法程序等方面有相同点,但在版权和相关权、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方面不相同;基于此分析两个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影响与挑战,预测国际知识产权的变化趋势,提出对标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则的中国方案,包括全面加强数字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构建良好的数字产权发展环境、提升知识产权转化效益、推动国内产业创新发展、推进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强调中国应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日后参与制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打下基础。

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内涵及判定

《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但是较为简略的表述导致在理解时出现了不同认识,容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不同结果。对此,需要结合电子商务的特点以及相关条文的立法考量来加以把握。“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代表了我国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探索,反映出了《电子商务法》希望促成和确保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自治防控知识产权侵权。因此,建立保护规则需要以现有规定为基础,并以主动治理为方向。具体判定保护规则的建立是否符合要求时,一是分析是否对法律规定加以细化以及是否违背或者降低法定要求,二是分析是否有包含现有法律规定之外的主动防控侵权措施,但是并不强制要求这些措施属于原创或者达到一定程度,三是分析所建立的规则有没有实际执行、有没有流于形式。这样的把握思路既能保证可操作性,也能减少对市场的潜在不利影响。

企业知识产权国际合规:发展历程、规则检视与体系完善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度实施,越来越多国内企业开始拓展境外业务。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发达国家尚存在差距,我国企业进出口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风险日益凸显。通过对企业知识产权国际合规发展的历史回顾,以及从规则层面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分析,今后我国企业应探索建立升级版的知识产权国际合规管理体系,重点关注知识产权国际合规管理中的知识产权注册登记、境外监测及争议应对环节,改善管理组织及职责、风险预警机制、合规文化建设、管理体系认证方面的问题。在实现我国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贸易强国提供动力支持。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创新、贸易、投资、人权、就业、公共健康、气候变化、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广泛领域的全球性因素。作为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利益分配的基本规则,知识产权国际制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仅是我国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实践,而且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展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对两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有益指导,对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发展趋势、动力机制、政治过程、经济效应、困境与出路以及我国的应对等方面。尽管我国学者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理论基础研究缺乏;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理想模式不清晰;对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想模式的探索以及对策研究的深化等。

国际技术标准形成机制研究:华为Polar码案例分析

国际技术标准对于市场竞争规则制定至关重要。基于3GPP RAN1会议标准提案数据,对华为公司Polar码国际标准形成过程进行案例分析。结果发现:(1) Polar码专利通过“技术优化—地域扩散”组合方式布局;(2)Polar码技术标准遵循“需求导向—集成创新—增益观察—闭环反馈”的持续性循环演化规律;(3)Polar码技术标准与专利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性。从微观视角揭示华为公司将理论转化为国际技术标准的过程,对于促进我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推进国际技术标准与专利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贸、外资与经济再全球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再全球化,我国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面临新的困难、机遇与挑战。通过材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十个城市的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情况,了解到各地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通关便利化水平、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国际贸易纷争增多、国内企业内卷所致外贸产品质量下降、部分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差异等十个问题。综合调查研究,该文提出十点政策建议,包括:积极参与经济再全球化过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力量;强化优势产品及供应链保障,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构建相关评估体系,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水平;探索跨境数据流动便利,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制定外资认定流程标准,完善市场准入清单;积极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改善政府监管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维护海外中国权益。

国家安全视角下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的困境与重构

当前,国际知识产权多边治理制度发展滞后,治理规则的正当性缺陷凸显,双边及区域知识产权治理存在惯性缺陷与碎片化等安全困境。为回应知识产权领域的安全关切,有必要从国家安全视角探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重构。构建更公平合理安全的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基础在于树立共同安全的理念,核心在于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维护国家安全与促进技术竞争之间的平衡,而发展中国家能动作用则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区域与双边主义趋势下安全治理立场的锚定。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局势,中国应在厘清自身知识产权安全利益的基础上,从完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制度、推进知识产权法域外适用与管辖、促进知识产权全球交流合作等方面统筹国内与国际知识产权安全治理,恰当运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制定适当平衡的因应之策。

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及发展方向

实现科学的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对于规范化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支撑效能不足等问题。为改善相关问题,应从加大失信惩戒威慑力、完善信用制度实施方案、加强大数据技术运用等方面推进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

数据纠纷知识产权规制路径的构建

数据的发展使得其界定与保护议题被业界广泛关注。司法实践的34篇判决书表明,数据形式复杂多样,具有类知识产权属性。数据属于产权制度的激励对象,但类似而区别于传统知识产权,体现出弱独占性以及知识产权客体不适格性的特征。考察权利形式,数据与“权利束”结构高度契合;考察价值内涵,数据与知识产权法益高度适配。知识产权法益具有弥补私权保护不足的功能,为数据的法律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基于“权利束”结构与知识产权法益的视角,明确提出构建数据专门法保护体系、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保护、变通适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兜底保护的解决方案,以期促进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拜登政府对华知识产权战略及中国的因应之策

美国积极推进其知识产权战略,以保护国内产业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法律的域外适用性。关键措施包括美国337条款调查和美国301条款调查,以及《2022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案》,后者针对窃取美国商业秘密的外国实体或个人。该法案不仅保护了美国的创新和竞争力,还对全球贸易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企业随着在全球市场的参与度增加,尤其需要关注并适应变化,以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在美国积极保护国内产业并扩展法律域外适用性的背景下,中国需加强建设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并鼓励国内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此外,中国企业应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论推动构建包容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近年来,“推动构建包容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表述陆续出现在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文件中。在叙事话语层面,其与我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然而,知识产权专有性和法定性与“包容普惠”所强调的开放性和可及性等存在紧张的对立,知识产权的现有规则中的包容普惠条款较为零散。在国际层面,知识产权国际协调的棘轮效应对国家条约义务的约束以及体制转换造成议题切换的灵活性,使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还存在障碍。因此,我国应在多边体制中积极呼吁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并在国内规则中践行这一指导原则,修订知识产权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