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巴赫主席任期内国际奥委会的治理变革:以剧烈的制度化运作谋求平衡与妥协

近年来,传播、文化、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的变化影响了国际奥委会(IOC)的运作方式及其系统治理、政治治理和组织治理,使国际体育环境更加复杂且更具挑战性,并导致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性危机。自2013年托马斯·巴赫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为应对这一危机,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化运作以谋求平衡和妥协,加强其对世界体育的领导:采取善治举措,包括制定清晰的战略路线、巩固商业模式、采用新治理原则和机制等;通过彰显体育的积极影响应对质疑,主要集中在可持续性、通过体育促进发展以及奥运会的积极遗产等3个方面。托马斯·巴赫的战略结合了对各种力量的审慎评估和巧妙的风险管理,可被视为一种现实政治,与新制度社会学理论具有相似之处。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规制冲突及解决构想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规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现有国际金融规制已然发生异化,国际金融标准(规则)中所融入的主权国家利益诉求的非对称性问题尤为明显,“熟视无睹”可能会触发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金融规制冲突。进一步深挖招致国际金融规制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立法阶段的透明度和民主性不足所致。鉴于此,一方面,可以通过落实公众参与来加强国际金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建构分层级的国际金融规制结构,在实现权力(利)配置均衡性的同时,确保国际金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

从冲突到合作:全球体育治理格局中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透析

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演变,对全球体育治理的结构优化、善治改革以及价值实现影响深远。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基于组织间关系理论的多层次分析框架,以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演变为切入点,探讨全球体育治理中组织间的冲突与合作。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经历了冲突对抗—尝试合作—团结合作的过程,其主要受国际环境、组织性质和目标、组织领导人及组织间互动方式等影响。展望未来,在国际体育秩序构建中,两大组织将继续在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下、国际体育自治的基本架构中以及解决全球体育问题的场域内持续互动与加强合作。

《奥林匹克2020议程:奥运会新规范》改革关键点及北京冬奥会的践行策略研究

《奥林匹克2020议程:奥运会新规范》(下文简称《新规范》)是当前国际奥委会系列改革的前沿指导文件,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文章对《新规范》进行了文本解析,归纳了《新规范》的5个改革关键点:降低办奥成本、优化遗产举措、促进组织善治、提升品牌影响、改善服务水平。鉴于当前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进展与现实需求,探讨北京冬奥会后续系列工作对改革关键点的践行策略:规划场馆后续运营、能源消耗与资金利用的行动方案;不断完善遗产发展方案,确保遗产与城市协调发展;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参与,提升赛事治理能力;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制定本土文化教育战略;围绕服务体系的核心领域,不断提升赛事水准。

善治:奥林匹克运动及全球体育秩序新起点?——从任海教授《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谈起

基于任海教授《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从自治到善治》分析奥林匹克运动因世俗化、商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并引出全球体育善治的2条"暗线"。(1)早期的奥林匹克精神吸收并发扬了部分基督教教义,顾拜旦对奥林匹克主义赋予一种成为"超越宗教的"道德制衡力量的期望,这种期望在历届国际奥委会制定的组织愿景和组织战略中逐渐走向消弭,导致奥林匹克运动从神圣道德走向了世俗道德,价值认同层面的混乱产生组织内部的混乱。(2)随着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崛起,夹杂着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诉求的社会运动已经成为"政府—社会关系态势"中不可忽视的主要政治力量。反大型体育赛事作为社会激进运动浪潮波及奥林匹克运动,并冲击国际体育秩序。抗议焦点不仅涉及全球性体育组织结构问题,还对体育非盈利组织的民主化、透明化等治理议题进行追问。研究认为,体育善治作为当前国际体育秩序重整的新起点,从哲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维度提出了国际体育组织治理之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国际奥委会依托善治理念,从组织价值、组织结构、组织规范等不同层面准备着手进行的改革,具有危机意识和操作性。国际奥委会在普世价值与精英体育伦理、民主机制与精英自治等宏观战略管理理念上的抉择,将成为形成未来全球体育新秩序的关键。

巴塞尔进程与全球金融治理

巴塞尔进程(Basel Process)是指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其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机构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各项活动,其宗旨是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标准、程序和准则的框架,对当今全球金融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分析了巴塞尔进程的结构框架、主要特征以及它在促进全球金融治理上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国际奥委会与媒介关系的历史考察与创新发展——从传统管理模式走向善治

现代奥运会与媒介,在奥运会百年的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紧密联系。如何利用媒介,又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是国际奥委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媒介出现了社交化、数字化、移动化的新趋势,国际奥委会在对媒介的认知和管理上也面临着新挑战。因此,本文从国际奥委会的视角切入,通过对不同版本《奥林匹克宪章》和历届奥运会的官方报告的分析,系统考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际奥委会管理媒介的方式,以及其后隐藏的价值取向、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在新的互联网时代,多元价值取向、多种权力主体、多样传播渠道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网状关系,依靠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国际奥委会对媒介的管理需要走向善治,在强化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包容多元价值、协调多方主体,在开放与协商中达到一种动态的管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国际奥委会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治理结构正逐渐被包括主权国家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所取代,突显出全球治理中多元结构和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参与的特征。国际奥委会作为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直把谋求与联合国等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视为己任,并通过充分发挥在促进国际和平、参加环境保护、推进性别平等化、伸张身体健康权、保障弱势群体的体育权利等方面的功能,以获得国际社会对奥林匹克运动价值和自主性的承认。

国际奥委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及中国方案

在数字革命与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双向驱动下,奥林匹克运动数字化发展和国际奥委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潮流。国际奥委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通过数字技术赋权提升组织透明度、代表参与度和决策民主化;②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转变数字化理念驱动团结治理价值转向。实践中,国际奥委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治理技术依赖的潜在数字安全风险和隐患,忽视数字治理理念革新阻碍奥林匹克运动善治进程,治理场域延伸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新的治理挑战等现实困境。提出国际奥委会通过理性对待数字技术统筹兼顾技术温度和治理效度,超越数字技术认知以“更团结”治理价值引领并不断强化数字治理理念更新,灵活把控数字主权确保组织权威的前提下通过团结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同共治新场域等策略纾解困境。在基于履行新时代体育外交使命的中国立场,讲述助力国际奥委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中国方案的同时,借鉴国际奥委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经验,促进我国体育数字化发展以及单项体育协会深化改革。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问题审视——以奥林匹克善治改革为背景

组织自治研究是国际体育研究前沿,也是中国体育组织改革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国际体育组织自治具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和独特的优越性,由独立集权造成的弊端也昭然若揭。为保证组织自治发挥最大化效率,避免"拙劣"治理的下场,建立健全组织内部控制机制十分必要。善治作为一种内部决策和利益协商的方式,是实现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内部控制和组织高效运行的最佳机制。深入解读《奥林匹克2020议程》第28条提议"支持自治"的内容和环境背景,探讨组织自治与善治改革的关系,自治权与组织效率联系紧密,可以更好更快地回应组织及利益相关者面临的问题。《奥林匹克2020议程》"善治与自治"改革议程从善治标准、自治权、透明度3个方面展开,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准和改革预期。同时,要看到奥林匹克善治改革的政策设计存在的局限性、政策执行面临的困境,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内部控制机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致使奥林匹克善治改革充满未知变数。从实现组织内部控制的善治到寻求政治身份与自治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政治认同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尝试的权力主体间合作与增进政治互信的过程。国际奥委会应当致力于善治改革与实践,而不是将重心放在寻求政治自治权方面。

后疫情时代体育世界的变革趋势探析——《奥林匹克2020+5议程》解析与中国借鉴

为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体育世界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奥林匹克2020+5议程》,前瞻性地提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5大变革趋势和15条改革建议。《奥林匹克2020+5议程》的时代性价值主要体现为改革的传承性、变化性、全局性、代表性、连贯性、结构性特征,诠释了百年奥运“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革新理念。《奥林匹克2020+5议程》准确研判后疫情时代体育世界的变革趋势,围绕趋势展开顶层设计,坚持理念先行和政策引导,具体包括坚守团结理念,融入数字化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公信力,增强经济与金融韧性。对新时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借鉴价值在于压实主体责任,坚持政策引导;拥抱数字化世界,研制体育数字化战略;坚定不移推进体育可持续发展;推行更高治理标准,提升组织公信力;借势体育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市场活力。

国际奥委会政治自治问题研究

《奥林匹克2020议程》第28条提议"支持自治"突出展示了国际奥委会百年发展的政治成就,具有极大的宣示性意义。奥运会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无形中提升了国际奥委会与政治实体平等对话的议价能力。国际奥委会政治自治的本质诉求是一种组织自治权的扩张过程,从经济自治向政治自治的过渡,充分体现了权力演进的历史规律。为强化自治与善治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强调国际奥委会的政治权利与合法性,争取国际奥委会的政治平等和独立地位,国际奥委会以政策游说者的身份开展了一系列的解释性工作。国际奥委会在参与性、透明度、责任感等善治改革方面存在突出的问题,致使国际奥委会的政治自治行动陷入信任危机。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第32届夏季奥运会相关主体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理论视角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基于各方主体利益考量,国际奥委会宣布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举办。其中特别关系到基于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产生的直接主体、基于法律行为产生的间接主体和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特殊主体的利益。由此存在奥林匹克运动整体利益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冲突、合同履约受阻带来的冲突、运动员参赛权与运动员生命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公平比赛的理想与非对等比赛的实际之间的冲突。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相关理论,提出国际奥委会的妥适决策路径应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和运动员生命健康权的优先考量基础上,补充适用全球卫生正义理念以保障参赛机会平等和比赛结果平等,最后辅以比例原则以减损及缓和相关主体利益受损程度。

以善治促自治——《奥林匹克2020+5议程》自治与善治改革新动向研究

以善治改革促进行业自治,是国际奥委会全面深化治理改革的时代选择,包括遵循“善治基本通则”、透明、廉正、制衡等要素。《奥林匹克2020+5议程》以善治促自治的改革路径包括:促进利益相关者各方遵守奥林匹克善治普适标准;夯实透明度第一道防线,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开放与共享;启动奥林匹克善治实践评估,评建结合助推奥林匹克运动新发展;以奥林匹克团结价值观和示范性建设成果,提升组织公信力与话语权;健全奥林匹克运动民主、问责、制衡一体化机制;提升奥林匹克运动治理绩效等。

体育社团对政府官员禁赛措施的法律分析——以俄罗斯前体育部部长诉国际奥委会案为例

由于俄罗斯集体兴奋剂丑闻事件,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原体育部长参加今后所有的奥运会,引发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体育仲裁案件,仲裁庭裁决国际奥委会败诉。体育社团对违反章程的政府官员施加的禁赛措施属于社团处罚,双方当事人之间由此产生了"准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这种禁赛措施可视为特殊的"行政处罚"。在对体育社团所作的决议进行法律审查时,仲裁庭应当遵循成立要件到合法要件之序。此案中仲裁庭就国际奥委会决议的法律效力进行判断时,缺失了对程序合法要件的说理。这起案件昭示,体育社团应当注意其权力行使的界限,明确其行使的权力的性质,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此案也反映了体育社团及其罚则在兴奋剂管制领域中对国家政府官员的震慑作用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