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对策研究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金融业务线上化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新兴金融技术手段进行诈骗活动越发猖獗,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经济损失。通过对我国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当前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具有发现犯罪线索难、侦查取证难、侦查协作与跨部门配合难、彻底打击难等难点,对此,公安机关应在证据收集、案情分析、部门协同、维稳追赃等环节积极发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协同治理对策研究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以金融交易、金融投资或借贷的名义实施的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频繁发生。针对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发案率高、涉及主体多、财产虚拟化、犯罪专业化、涉案部门联动不足及协同程度有限等特点,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以公安机关为主导,采取银行、金融、证券、电信等主体协同的犯罪防治策略,完善全流程协同防控体系,实现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和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目标。

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直播诈骗的犯罪及其防控

随着虚拟主播渐成在线直播的主导行业,滥用该技术实施的诈骗犯罪亦呈蔓延之势。防控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直播诈骗,应当降低犯罪的隐蔽性,同时提高犯罪的成本。对此,直播平台在完善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准入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对“黑产”行为、涉诈信息的审查监测能力,识别诈骗账户后及时发布防骗警示。政府推动构建互联网直播行业管理体系,协助直播平台构建共享“黑名单”系统,齐心协力应对新型网络虚拟直播带来的冲击。公安等部门对涉嫌欺诈的从业者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同时面向受众群体加强反诈宣教。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独特属性与治理路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简称电诈犯罪,是网络技术和传统诈骗相结合的新型犯罪,它内在的立体式、操控式、应和式特质,使得其社会危害性与传统的诈骗犯罪不可相提并论,对其采用传统的末端司法管控的治理模式难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治理电诈犯罪应充分考虑其态势与特性,从被害预防角度引入新的管控理念,以期实现被害主体不应和、单方面脱离诈骗锁链等目标,有效维护社会安全与公民权益。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研究

互联网等新行业和新技术的高速发展为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大的犯罪空间。大数据侦查具有主动性、预测性、全景性的特点,有利于公安机关打击和预防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实现对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事前预警、事中阻断、事后溯源。应通过完善内外协作,加强对证据的收集,强化对大数据的研判分析,进而提升对案件的侦破能力,使大数据更好地发挥其在打击网络诈骗犯罪中的作用。

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体系构建

当前,网络诈骗犯罪频繁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总体上,网络诈骗犯罪在手段、时间、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态。实践表明,网络空间对传统三维空间的极大突破、网络监管主体不尽职和针对被害人的"私人订制"共同促成了此类犯罪的发生。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引领下,必须多方合作、多元并举、多管齐下,有效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体四方的力量来治理网络诈骗犯罪。

高校大学生防范网络诈骗教育

大学生痴迷于网络,喜欢购物,喜欢一切新鲜的事务,对各种游戏、软件等兴趣甚浓,容易被不法分子欺骗,大学生成为了网络诈骗案受害主体之一。就网络诈骗的特点,针对大学生的几种诈骗方式,就如何防诈骗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跨境涉“区块链”诈骗的舆论防范分析

近几年来“区块链”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正在助力信息产业发生深刻的变革。由于“区块链”具有诸多技术优势,媒体对“区块链”的报道多以正面积极为主,同时基于“区块链”技术衍生出的虚拟货币巨幅增值的事实也进一步吸引投资者的关注。然而近几年涉“区块链”诈骗案件数量也随之上升,媒体对“区块链”技术广泛的正面报道为涉“区块链”诈骗提供了舆论温床,也为打击此类诈骗增加了难度。本研究从社会舆论宣传角度切入,分析诈骗组织利用“区块链”及“比特币”的舆论优势实施舆论绑架与反诈公信力打压的模式,提出跨境涉“区块链”诈骗的舆论绑架机制与曝光风险的概念,并通过仿真实验得出这些因素对投资者产生的影响,归纳出涉“区块链”诈骗的宣传特征。最后对涉“区块链”诈骗分别给出基于供给侧切断与需求侧抑制的创新性防范方法。

网络诈骗犯罪立体防控体系构建

网络诈骗案件频发,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大量损失。网络诈骗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基础,因此保护个人信息成为网络诈骗犯罪防控的重点。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不完善、政府机关执法不力、公安机关侦破困难、个人信息从业者监管缺位以及被害人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导致网络诈骗犯罪的防控陷入困境。因此,应以强化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为出发点,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共治,通过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监管能力、完善协同治理体制与网络实名制、扩大国际合作等安排,实现网络诈骗犯罪的立体防控。

互联网金融犯罪实证研究

随着网络金融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型模式,互联网金融犯罪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因此,课题组通过对深圳市宝安区互联网金融犯罪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办理该类案件提供新的思路。

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实务问题

网络诈骗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方式,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诈骗的高科技犯罪,具有隐蔽性强、渗透性强、危害范围广、后果严重等特点。我们要有效地防范和遏制网络诈骗犯罪,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加大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惩处力度;完善网络诈骗案件的管辖原则,加强预防宣传和网络监管。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疑难问题研究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司法解释作出了专门规定,但不少问题仍存有争议。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社会各界对相关法律问题达成共识,从而更加有力地打击此类犯罪。

论广义犯罪预防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中的社会参与

在广义犯罪预防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涵盖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依据着力点的不同,犯罪预防可分为社会预防与被害预防两方面,并表现出相应的社会参与形式。针对当前社会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存在的主要问题,广义犯罪预防视角下社会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的主要路径有三项:一是社会主体培养并强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性;二是公安机关巩固外部协同联动,夯实内部基础工作;三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执法司法机关不断凝聚依法合力治理的实践智慧。

论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犯罪成为一种新型犯罪手法,不同于常规犯罪,拥有着全球性、辐射性、虚拟性等特点,因而比传统犯罪的侦破具有更大难度。同时,网络诈骗类犯罪的犯罪行为地和结果地的确认,在传统理论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挑战,对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研究受到了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广泛关注。

面向大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对策——以漳州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以漳州市辖区在校大学生为代表,分析常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害大学生的现状和类型,并为平安校园建设提出开展防骗教育,提升防骗能力;普及金融知识,规范金融行为;普及通信知识,规范通认行为等治理对策。

第三方支付方式下冒用行为的刑法规制——以支付宝花呗为例

利用第三方支付方式来冒用网络金融产品的行为定性存在诸多争议,以支付宝花呗为例,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判例,围绕盗窃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观点进行探析;明确支付宝花呗不属于发卡机构或其他金融机构,支付宝花呗额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论证支付宝花呗平台在放出花呗信用额度时不能被骗,前欺诈行为只是后面冒用行为的一种辅助手段,不对行为定性产生影响;后提出在规制冒用行为,要区分“自开他用”与“擅开擅用”两种类型,拂去新型技术手段的面纱,两者都成立盗窃罪。

新型支付方式对网络侵财类犯罪定性的影响——以更换二维码案为例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网络技术为依托的新型支付方式也随之不断普及。与此同时,也不断滋生了不同类型的网络侵财犯罪。新型支付方式下,对于网络侵财犯罪的定性愈加复杂。通过对网络侵财犯罪进行研究,对最常出现的网络犯罪形态诈骗罪与盗窃罪进行分析,并结合当下争议热点"更换二维码案",来论证如何对网络侵财犯罪进行定性。尤其对于窃骗并存的新类型案件,应坚持以犯罪行为作为分析问题的着手点,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度内寻求相对妥当的规范评价。

中日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法规制比较及其反思

互联网金融犯罪具有犯罪分工细化、成本收益大以及涉及面广等共同特征,如何有效地打击和防范互联网金融犯罪,一直以来是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中日互联网金融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进行考察与比较,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法规制进行反思:针对互联网信用卡诈骗罪,建议将信用卡信息扩大解释为一体化的信息;在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防范方面,应从信息保障与信息流通的贯穿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网络时代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分——以“肯德基被薅羊毛案”为例

以“肯德基被薅羊毛案”为例,探讨网络时代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分。应明确财物范围,承认机器是适格的“被骗者”。机器是所有人的“代理人”,获得独立处分财产的授权,其行为可视为处分行为,机器使用人基于同不特定人交易的目的而存在预设的同意,机器的处分行为并未违背其意志。行为人虚构退款交易信息,令机器陷入识别错误而产生处分行为,不成立盗窃罪,成立诈骗罪。

心理学视域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研究

目前复杂多变、高发频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严重威胁公民财产安全,给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破坏。犯罪人与受害人的线上接触、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作案手法均借助了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基于心理学理论观点,从多个视角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生机制、作案手段、防控对策进行剖析和论证,并运用相关知识制定应对策略,可以弥补当前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学术研究上的不足,对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