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休灾异说

何休认为异先于事而灾后于事,异是警示而灾是惩罚。何休是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基础,以阴阳说为理论武器来解说灾异的,认为灾异是阴阳失衡或错位的结果。何休常借助对灾异的解说表现出对一统王权、君权的拥护,对僭王、弑君、强臣专权等行为多加谴责。何休的灾异说表现出浓郁的民本思想:一是对民生的关注,另一是对民声的重视。

《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齐鲁方言及其价值

《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有26条齐鲁方言材料,其中21条是方言词汇,2条是方音,3条是方言语法。这些材料为方言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涉及到的构词现象,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方音的描写和方言语法现象的揭示,对语音学史和语法学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礼制调整说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既是对汉代《公羊》旧说的整理与承袭,同时又对部分《公羊》学旧说尤其是礼制相关学说有所调整与“改造”。通过对何注中“王鲁”、“丧期”、“天子亲迎否”、“臣子一例”等问题进行考察,辨析其内在矛盾及其与经传原文矛盾,可知何注的调整,一方面使部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流于“随文为解”,另一方面,受《公羊》旧有解经方式“条例”的束缚,何注有部分“背经反传”的现象。此外,何注也受到汉代业已变化的实际礼制的影响。

试论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语言学价值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语言学价值,一是保留了丰富的方俗语词,二是有了朴素的语法观念,三是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义。

《公羊传》的现实批判精神

《公羊传》有无褒贬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绝大多数人承认《公羊传》有褒贬。贬是讥贬绝的简称,讥贬绝都是对违礼的社会现象的批评,但有程度轻重的区分。《公羊传》对现实的批评并不仅仅是对周礼的维护,也有对周礼的否定,其中包含着对人民的一定关怀。这一现实批判精神是《公羊传》最重要的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