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荆”条释义辨析

《墨经》“荆”条的校勘与释义,因运用理校法导致文本校勘和释义差异较大,文同义殊,造成“荆”条校勘难、释义难。通过对“荆”条的各种释义疏理和辨析,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荆”条原义。

《难经》诠释视野与方法的反思——以滑寿诠释《难经·二十三难》为例

《难经》历代注家众多,因古代注家掌握的材料以传世文献为主,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对先秦两汉时期医学源流的认识存在不足,故未能完全诠释《难经》本义。近年来,随着天回医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者认为天回医简与扁鹊学派存在密切关联,而《难经》自隋唐以来被认为是秦越人或扁鹊学派之著作,出土文献材料的研究能给《难经》研究提供另一视角下的丰富材料。试以《难经·二十三难》为例,基于先秦两汉不同流派对经脉认识差异的角度,结合天回医简出土文献研究,以分析《难经》诠释中存在的深层问题,以期为正确理解《难经》提供思路。

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

“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先民记录白虹贯日为自然天象,到战国时期视其为政治禁忌,汉代从伦理角度进行比附、影射,六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将其比附为政治兵象,再到唐朝对其进行诗性阐释。从先秦到唐,“白虹贯日”解读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其间它也逐渐与广泛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联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解读。在唐代诗人笔下,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在精诚、复仇和壮志豪情等方面成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象征,体现了蓬勃时代的青春力量。然而,安史之乱后,皇权政治式微,白虹贯日再度成为禁忌。

文树德中医隐喻式术语翻译思想探微

阐述文树德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对中医术语“脏”“腑”二词、“营”“卫”二气和“任”“督”二脉进行文化考古。分析文树德文化考古的意义:一方面,他在建筑、军事和官职三个领域发掘上述三组概念的隐喻源起,旨在体现中医“取象比类”的根本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喻体动静特征的分析印证上述三组概念所涉对象各自的阴阳属性,试图弥合单纯音译或浅层意译造成的术语指称对象与内置属性之间的割裂与离散,实现了对术语的本体阐释。

明代《孙》注第一声——刘寅《武经直解·孙子直解》的特点及成就

明代兵学思想异常丰富,对《孙子兵法》的注解也颇多新论,刘寅的《武经直解·孙子直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是书注释、校勘并重,借鉴了曹操、杜牧、张预三家注本及元末张贲一家之稿本,但又非人云亦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注释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但不曲解,注意挖掘孙子思想的深义,多发新论,并善用历史上的战例加以说明;校勘方面成就卓然,既参照旧本校订了当时流传版本中的错误,还调整、校订了《孙子兵法》的脱漏简;语言浅显易懂,理论水平很高,在明代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诗无达诂看译者的主体性——以林纾的翻译为例

诗无达诂是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揭示了语内翻译过程中译者任意选择的主观倾向。由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本质相同,但凡语内翻译中的断章取义,语际翻译中也同样存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进程中,译者主观上对译文内容和形式的任意选择比比皆是,林纾的译著可为典型案例。然而,译者的选择应当受到原文的制约,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最佳的选择,不可诗无达诂。

论《老子节解》的养生思想

成书于魏晋之际的《老子节解》是以道教养生修炼思想注解《老子》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其特色在于突出神仙信仰,强调身国一体,而且将老子思想解释成了一套具体的修炼养生之术。《老子节解》不仅与《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老子内解》等书关系密切,而且与另一部早期道教经典《老子中经》也有关联。

评汤用彤在现代玄学研究中的作用

魏晋玄学与汉儒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站在哲学本体理论的角度,汤用彤开启了现代玄学研究的新路向。本文除从正面探讨汤用彤对现代玄学研究的作用外,还分析了汤用彤玄学研究留下的问题及其原因。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杏雨书屋藏玄应《一切经音义》残卷校释

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写卷羽56号为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大方广佛华严经》第3至第6卷的内容。该文移录了此残卷的内容,并以高丽藏本、碛砂藏本、《慧琳音义》转录之《玄应音义》以及碛砂藏本《华严经》经文对勘,作了详细的校勘。在此基础上,就写卷《玄应音义》与慧琳本之关系、《玄应音义》所据佛陀跋陀罗译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与敦煌写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以及传世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卷品开合不同以及高丽藏本、碛砂藏本与慧琳本的关系三方面作了探讨。

郭店简古文二考

本文根据北宋夏辣《古文四声韵》一书辑录的字形,对郭店简的“达”字形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对《语丛》中“兢”字提出了新的看法。

殷敬顺《列子释文》直音例释

《列子释文》直音例释中有很多反切与直音,本文对其中的直音进行了重点探讨,发现这些直音特点作用各异,文章为此进行了分类阐释。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安乐哲、郝大维英译《道德经》的哲学释义与翻译

本文以安乐哲、郝大维所译《道德经》为例,阐释哲学视域下的典籍英译研究。首先,把《道德经》置于中国自然宇宙观的大背景中,以德与道的点域理论来解读道家的关联宇宙观,以把握哲学性典籍的本质属性。其次,从关联宇宙观和过程哲学角度解读《道德经》的文本,并对其关键术语英译进行阐释,诸如"道""德""天""无为"等。最后基于译文文本揭示安乐哲的典籍英译观,包括"语言群"概念的提出,动名词的运用、类比在哲学和文化翻译中的运用等。

论简、帛《五行》之三层经解

帛书《五行》经部和竹简《五行》之中呈现出严谨的经—解—再解的三层解释关系,完全不需要调整现有的顺序。解的特征是比较完整地阐发经的旨意,并解释其中的每句话。再解的特征是重点解释解中的重点词汇,作延伸说明。按照经—解—再解的解释关系对应竹简《五行》和帛书《五行》经部,一些看似费解的文句意义便可以得到落实。

甲骨金文旧释“競”的部分字当改释为“丽”

本文在秦永龙、白于蓝、郭永秉等先生释甲骨文"■""■"为"丽"的基础上,从字形和用法两个维度论证甲骨、金文过去释作"競"的部分形体应当改释作"丽",并对古文字"丽"字构形理据以及与"麗"的字际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

陈荣捷与《道德经》翻译

作为中哲西传的大师,陈荣捷在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德经》的译介与传播中功不可没。通过对他翻译缘起的探索(包括对他翻译意图的勾勒和他对之前华人译本的评析)能够凸显出他的翻译路径即"以中释中",同时他的翻译标准也随之映现。陈荣捷在学术路径上打通了儒道西传之路,同时也成功融通了他的儒家思想传播与《道德经》翻译行为。

释“竟”

分析了“竟”字的甲骨文形体,其形体构成为上从“辛”下从“兄”的会意字。“竟”字下方的部件“兄”为人的祝祷状,而上方的部件“辛”则表示“否定”义。“竟”字的甲骨文形体义为人的祝祷活动的终了。

论易学与古代乐律学的文化解释功能群叠加

中国古代乐律学的理论体系与架构,是在整个思想文化大背景的笼罩、影响下发展的。其中,通过阴阳五行、天文历数、地域方位等自然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应的值配模式,使《易》学象数模式的象征体系与乐律学的理论体系与架构形成了通融互摄的阐释发挥的关系网络,这一形态,对古代乐律学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对《易》学与古代乐律学的文化解释功能群叠加的问题展开论述,以探明古代乐律学的重要文化特征。

清儒研究《内经》的方法与成就

以人物为线索，对以小学为工具研究《内经》的诸家清懦分别条还。通过总结他们对《内经》的校勘、训信、音韵、文字的研究，展示其科学地研究《黄帝内经》这一古典医籍的概况，凸现其学术成就，彰明其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