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邶风·谷风》“伊余来塈”释义考辨

《邶风·谷风》是《诗经》中一首极富代表性的弃妇诗,作者以真实感人、凄凉哀婉的笔触叙写了自己被弃的孤独无助和悲痛欲绝,同时也侧面反映了丈夫的喜新厌旧和冷漠无情。然而,对于诗末“不念昔者,伊余来塈”一句中“塈”的释义,前贤时修却有不同见解。其中,以毛亨、王夫之、王引之、马瑞辰、于省吾、高亨、向熹等为代表,先后出现了“息也”“涂也”“怒也”“爱”“语词”“除去”“忌恨”等几种不同观点。对比众说,并结合诗文通篇的内容情感和前言后语的语义逻辑、相关诗篇的情感对比和“塈”字的具体用法来看,释“塈”为“爱”更契合诗意、允当可信。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论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产生的选择权——以《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7条为中心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7条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所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属于“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该条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对债权人的保护,将以物抵债协议规定为诺成合同,确立了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生效后新旧债并存的规则。在解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时,应当采取两步走的方式:第一步是确定当事人是否有以新债代替旧债的合意,第二步是在不能确定合同发生变更时,出现新旧债并存的局面。在新旧债并存时,该条并未明确债务人的选择权,但该条规定与民法典第515条选择之债的规定是一致的,该条规定内容可以解释为在新旧债并存时,债务人享有选择权。同时,该条也确认了,在债务人不履行新债务时债权人的选择规则,并与民法典第515条规定保持了一致。债务人不履行新债时债权人有选择权。债权人一旦行使选择权,债务人就应当履行相应的债务。通过选择权的行使将使选择之债变成简单之债。

一面闪光的镜子——从《段逸山解读医古文》说起

《段逸山解读医古文》作为段逸山教授60年精研医古文呕心之作,是一部自先秦至明清“尽道修身养性、为人行事之人生哲理”的54万言、80篇的医古文佳作,体现了段逸山教授作为坚守的好古者,具有坚实的真学问,是一位坚挺的大先生。该书坚持“广泛搜罗众释”和“一词不二释”的原则,纠正以往著述中的一些不妥阐释;搜罗大量的古人读书强调领悟文意、用心感受的生动故事,提出医古文教学“必须强调解读”的要求;欣然接受出版社“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的建议,大胆改变目前医古文校释中惯用的保持使用繁体字表现的传统做法,为中医药文化更广泛的普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朱熹复原理解论系统之重构——两种“以意逆志”理解实践和阐述的结合

由于不满汉儒断章取义的解诗传统,朱熹不仅提出了“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四重维度的学诗法。在更高的理論层次上,这一学诗法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双层次“以意逆志”的复原理解论。第一层次是开展章句训诂,舍弃对文辞实指的穿凿释义,同时又进行摆脱理念说教的动态结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通过“兴”去把握诗篇文本的空隙,从而复原诗之本义。第二层次是超文本层面的理解,即在把握诗篇结构、文本之意的基础上,反复熟读涵泳,以求感通圣人之志。这两种紧密关联的“以意逆志”理解活动,使文本理解的实与虚贯通条畅,且从基本文意的理解上升到超文本层次的精神升华。朱熹这个四维度、双层次的理解论,可谓将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实乃集古代文学理解论体系之大成。

韩愈《诗》学观之承变及其创作实践

韩愈尊重《诗经》的经典地位,不否认《毛诗序》的本事附会,赞同“刺实”“隐文达意”的手法,承继前代《诗》学传统。韩愈的创作实践,大量引《诗》,曲笔刺实,辞讳君上。由于自身良好的诗学修养、戆直性格及拟圣追求的激发,韩愈驳子夏作序、审慎描述孔子“删诗”,其《诗》学观的新变性与中唐时期的疑经思想同频共振。韩愈诗文创作骨相稜嶒,于舒忧娱悲中扶树教道。韩愈《诗》学观及其创作实践兼具承变,有效推动着唐宋《诗经》研究的过渡转型,深刻启发着北宋前期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善德精神融入民间童谣绘本创作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今艺术教育的重要根基,本文旨在民间童谣的绘本创作创作与实践中,应用湘西北传统文化——善德精神进行图像化解读与设计:从内容上选择能表现善德精神的口传童谣作品进行现代化改编,并提取经典地方民间美术元素设计图像符号设计地方文化儿童绘本书,展示我国原创绘本的魅力。继而尝试从图像设计层面提升民间童谣绘本的艺术价值,从儿童发展需求提升民间童谣绘本的教育价值,从地域文化视角提升民间童谣绘本的传播价值,探索绘本创作的新思路,提升我国原创绘本影响力。

《汉语大词典》个别释义欠准的原因探析

对《汉语大词典》释义欠准的个例辨析学术界已有论述,对其之所以释义欠准的原因进行归纳的论述却少见。因此,文章在分析《汉语大词典》9条释义欠准的用例的基础上,探析了《汉语大词典》释义欠准的原因:(1)利用错误的注疏释义。(2)未辨析文句结构释义。(3)以孤例或少例书证释义。(4)误断书证句读释义。(5)释义前后不一致。

漠河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科学钻探MK-2孔地层岩性的测井识别

岩性识别是天然气水合物储层测井评价的基础,准确的岩性识别结果可以为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寻找天然气水合物和评估天然气水合物储量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针对漠河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科学钻探-2孔(MK-2孔)的钻探情况,利用已钻井段地层的岩心资料和常规测井资料,分别采用交会图法和支持向量机法对研究区的地层开展了岩性识别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有砂岩、泥岩、石灰岩、糜棱岩和泥质板岩5种岩石,其不同岩性的测井响应差异能够定性识别岩性;自然电位与电阻率测井参数的交会,能够有效的、定量识别研究区地层的岩性;支持向量机法所建立的岩性识别模型,对研究区地层的岩性识别率可达96.67%。所建立的测井识别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该区地层岩性识别问题,也为类似地区的天然气水合物地层测井评价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手段。

说商代的“天”和“帝”

商代的"天"观念,在甲骨卜辞里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但无有"处所"之意。《尚书·商书》部分所载的"天"观念,与甲骨卜辞基本一致,但杂有周人述古之语,有一些是周人的观念。所以应当予以缕析和区分。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的记载里,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商代的"天"、"帝"观念,这对于研究我国上古时代思想文化的起源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日本体育白皮书》解读

2006年版的《日本体育白皮书》主要包括日本参加体育活动人口动向、体育设施与环境、体育俱乐部、体育人力资源、竞技体育的现状与课题、体育振兴的财源、体育信息与传媒、大型体育赛事与体育振兴计划、体育行政制度、体育法律等内容。通过对该书的解读,以期为我国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在西周时期诗与乐舞结合起来,成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仪式的一致性。由西周仪式中歌诗发展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诗的仪式性逐渐淡化,文本意义逐渐凸显。诗的传播经历了由重仪式到重文本的转变过程。在春秋赋诗中,诗仪式一致性逐渐解体,而文本的一致性尚未产生。这导致了关于诗文本意义的多义性解读,从而使得诗所承载的西周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面临传承上的断裂危险,恰恰是赋诗中遵循的"赋诗观志""歌诗必类"等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直至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诗文本进行经典化阐释,诗变为《诗经》,形成了诗的文本一致性,保障了中华文化的一致性传承。

从《诗经》看先秦的美女观

通过对《诗经》中诸多歌吟和感叹女性之美的诗篇的分析和论述,可以发现先秦时代对女性美的要求与后世传统社会有较大的区别,高大健壮的女性被视为最美的女性,最受君子欢迎。女性之美与男性之美并无明显的不同,只要高大健壮、眼睛明亮,不论男女都是美丽的。此种美女观的产生与宗法社会要求女性多生多育以使家族繁衍和壮大有关。

援史解经:诗经学的阐释传统

《诗经》作为经,目标是传达儒家思想。怎样从诗歌文本中阐发出经学义理?在很多时候需要引入历史故实作为中介环节,由此形成“援史解经”这一诗经学的阐释传统及“由言及事、由事及理”的阐释路径。经与史互为表里的关系为援史解经提供了思想依据。援史解经的实现方式包括:将《诗经》字词注释为某一历史要素、通过《诗经》语境补出历史要素等。援史解经为《诗经》阐释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但诗、史、经的互动和调适,又使得这种范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强制阐释性质。

中国古代四种《诗经》乐谱及其东传韩日研究

文章分析了中国古代的《风雅十二诗谱》、《瑟谱》、《乡饮诗乐谱》、《诗经乐谱》等四种《诗经》乐谱,以及韩国的雅乐谱与《诗乐和声》谱、日本的《魏氏乐谱》的音乐形态,基本廓清各种乐谱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高本汉《诗经》翻译研究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诗经》译本是中外《诗经》翻译历史上九个英文全译本之一，历来备受诗经学界和译学界推崇。鉴于学界：迄今尚无对高氏译本的详细研究，本文拟考察并描述译本的底本和训诂依据、译本结构体例、翻译：方法、译文的文学品质、误译等方面，以反映译本的基本状况及其成因，并藉此对高氏译本有一个新的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二《南》最为集中,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孔子喜韶乐,尤钟情合于韶乐的二《南》,“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诗经》不仅常以“江汉”连举,而且将天上的银河称之为“云汉”。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的编排体例非常独特:几乎每章皆引《诗经》语句作为主题句,并围绕所引《诗》句中的关键词或《诗》句比喻引申意义来组织前人论说、故事、佳言懿行等阐释材料,构成一章的内容;在大多数卷次内,章次的编排按所引《诗》句在《诗经》完整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考索揭示这种编排体例,对正确认识此书的释《诗》性质,追寻其卷次增改的踪迹,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