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正义对中华法系统一性的价值影响

伦理正义是统一性的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法律哲学的凝结。中华法系的统一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法典体系的统一性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法律秩序构造是一个必要前提,“伦理正义”价值对于这一目标追求具有保障意义。中华法系是一个伦理法体系,其伦理正义决定和影响着法律正义的设计和实现。中华法系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及服务于律典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超的法律解释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法系统一性的形成。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借助“以经释律”“引经注律”“引经决狱”方法贯彻伦理正义价值原则,中华法系的立法解释、律学研究和司法裁判活动展现了高度的统一性;通过和平的交流互鉴,整个中华法系圈在存续期间保持了伦理价值、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高度一致性。以伦理正义引领的中华法系的统一性,承担了一般国家法律体系所没有的重大且复杂的历史内涵,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持久魅力。

明清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时代诠释与当代价值

明清时期,以王岱與、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的伊儒会通活动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经验。历史地看,宗教中国化的程度与宗教典籍阐释的中国化水平和深度紧密相关。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在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工作中产生实际引导力与广泛影响力,关键在于重视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在建构中国特色伊斯兰教阐释体系中的重要价值,通过时代化、通俗化的诠释,使其融入我国伊斯兰教高质量解经讲经之中,引导普通信众认知、认同,并转化为自觉实践。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刘完素儒道援医阐释火热论之路径初探

中医经典蕴含着大量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儒道援医对阐释中医经典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以刘完素阐释《素问》并创立火热论为例,探讨儒道援医阐释中医经典的路径。结果表明,取象比类、格物阐释是火热论形成的基石,五行形成之象是阐释六气化火的基础;儒道合流援医,“上善若水,下愚如火”是刘完素阐释五志化火的基本原理。由于格物只是对事物一般性的认识,儒家和道家认识事物的方法援引到医学领域还不一定就是真知,刘完素最终结合临床,参验考实以证实火热论。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亚瑟·韦利《论语》翻译的跨文化互释

海外典籍译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凭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亚瑟·韦利是20世纪上半期蜚声世界汉学界的中国典籍译者,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介绍,1938年出版的《论语》译本是其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代表译作。该译本注重历史文化背景考证、呈现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形象、挖掘儒学核心术语意义,译本出版后深受西方读者欢迎,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该研究聚焦于韦利《论语》英译本的深入剖析,旨在通过对其翻译策略与阐释精神的系统分析,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有所助益。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首论"异端"而为传统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内涵,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演进的脉络与轨迹。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还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双重跨越与整体表达——辜鸿铭儒经英译的跨文化阐释

典籍是承载一个文化体系主要特征的显性符码,而典籍翻译则是一种显明的跨文化阐释行为。在儒经英译过程中,辜鸿铭构建了一条"归化性文化阐释"和"补偿性文化阐释"互相作用的文化阐释路径。辜译儒经通过归化性文化阐释,实现了朝向西方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跨越。通过补偿性文化阐释,以核心概念词特殊英译形式和副文本阐释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指向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本质的整体表达。辜译儒经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中华文化对外输出提供了有益启示,只有在对传统典籍进行归化性文化阐释的同时,保持典籍文本的整体性意涵,才能有效推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回儒对话:云南伊斯兰学派个案的历史考察

中国伊斯兰学派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明清之际发生的“以儒诠经”文化运动、云南伊斯兰学派的“儒化”及云南学派在中国“回儒对话”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全球意义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开展“回儒对话”的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和平友好对话的范例。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以儒释伊和以伊释儒的有机结合——对王岱舆以儒诠经思想的一种理解

以儒释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了宋儒的语词和概念;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些语词和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三是这些语词、概念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使伊斯兰教哲学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以伊释儒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其所借用的儒学概念范畴的思想内涵进行改造;二是这种改造基于伊儒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儒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三是这种改造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对伊斯兰教的立场坚定不移,对伊儒思想的异同严格区分,对儒学面对的问题适度同情,对儒学的整体思想全面观照,则是王岱舆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

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论戴震的治学方法

对研究对象分析至微,掌握其不易之则是戴震治学的基本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使其在多学科成就卓越。他的文字学研究采用本之六书、因声求义之法;他的经学研究走由词通道、求十分之见之路;他的水地研究以山水维系郡县;方志研究看重沿革和实用;测算、机械研究强调图文并重。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足以为各学科提供研究方法之借鉴。

《论语》海外译介新路:阐释性翻译及批评性阐释--以《〈论语〉翻译与阐释》为例

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当下,史志康所译《〈论语〉翻译与阐释》不仅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也为儒家经典的海外译介提供全新参考与借鉴。译者在融合经典的本义与新义,兼采学术型翻译及通俗型翻译优长的同时,打通翻译与文学批评的界域,以跨文化阐释性翻译复现《论语》本义;以文学批评视角对《论语》进行引合中西、义解圆足的跨文化阐释。阐释性翻译和批评性阐释以西方文学及哲思为参照系,以揭橥中西思想异中之同的精要为旨归,在跨文化阐释性翻译和文学批评性阐释中,在世界性书写中拨开中西语言之“障”,不仅可使儒家经典意义的开放性及延展性得以全面展现,而且可使原典的历史内涵和审美价值都得以全新开拓,不失为跨文化阐释视角下《论语》海外译介的新路。

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

儒家学说由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转变为汉代经学 ,其中有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规律。考察先秦儒家道论 ,可以看出 ,孔孟之道重在日常的人伦践履 ,荀子论道更强调其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 ,《易传》则通过道、意、言的关系 ,把道与儒家经书紧密结合起来 ,突出了经书的真理性。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道论 ,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论和“微言大义”的经学解释学 。

“离经”未必“叛道”——儒家“经典诠释”略说

在“经”和“道”的关系、或“经→言→意→道”的关系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不仅经典、文本是一个诠释学问题,而且圣人之言、圣人之意也是一个诠释学问题。所以,尽管有一个成语叫“离经叛道”,但其实“离经”不一定就是“叛道”;反过来讲,“尊经”“守经”也不一定就能“得道”。因为不仅“经”或“书”不能穷尽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不能穷尽圣人之“意”,而且即便圣人之“意”也不能穷尽“道”本身。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言说,需要“意”“言”与“经”。

在经典诠释中释放儒学的生命力

现代学科的划分和知识高度专业化的形态,使得古典学术的完整性难以得到保持,经学的意义只能在有限的学科范围之内被理解与承认,所以经学叙事的现代领地也就大幅收缩了,经学形象由此变得萎靡而矮小。不管是经学重建的哲学化努力,还是经学史研究活动中的思想追求,都是想要通过重回经典的方式,发掘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活化其中的普遍价值,从而充分彰显出义理之学的意义。阅读经典不只是拆解文义,而是一种生命浸润的过程,只有不断地体会这些历史传承物,通过与之精神的相遇,使生命个体与历史情景发生契合,才能够将“我”融贯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之中。经典诠释为儒家思想的不断转化提供了强大能量,为之迈向新的理论创造拓展出可能的空间。

“尊闻”与“裁断”——章太炎论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之异同

关于清代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的学术特色,章太炎曾经以"好博而尊闻"和"综形名,任裁断"加以区别,在学界影响很大。事实上,吴学的"好博而尊闻"恰恰是以易学为主体,以礼学为骨干,较为完整地构筑了清代汉学(经学)的研究范型。而皖学虽然"综形名,任裁断",但是走的同样是吴学的路子。过去一直把汉学家批评宋儒的语言视为反对宋学,事实上他们是在比较汉宋学术异同前提下作出的学术评判,辞语虽然激烈,但是不反对宋学本身,宋学在汉学鼎盛时期也未必完全退场,而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间。

古、今文经学之争与许慎的《说文解字》

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促进了文字训诂学的发展。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一代宗师 ,许慎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 ,撰成了他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 ,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 ,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 ,成为两汉经学合流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