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时代诠释与当代价值

明清时期,以王岱與、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的伊儒会通活动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经验。历史地看,宗教中国化的程度与宗教典籍阐释的中国化水平和深度紧密相关。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在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工作中产生实际引导力与广泛影响力,关键在于重视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在建构中国特色伊斯兰教阐释体系中的重要价值,通过时代化、通俗化的诠释,使其融入我国伊斯兰教高质量解经讲经之中,引导普通信众认知、认同,并转化为自觉实践。

伦理正义对中华法系统一性的价值影响

伦理正义是统一性的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法律哲学的凝结。中华法系的统一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法典体系的统一性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法律秩序构造是一个必要前提,“伦理正义”价值对于这一目标追求具有保障意义。中华法系是一个伦理法体系,其伦理正义决定和影响着法律正义的设计和实现。中华法系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及服务于律典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超的法律解释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法系统一性的形成。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借助“以经释律”“引经注律”“引经决狱”方法贯彻伦理正义价值原则,中华法系的立法解释、律学研究和司法裁判活动展现了高度的统一性;通过和平的交流互鉴,整个中华法系圈在存续期间保持了伦理价值、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高度一致性。以伦理正义引领的中华法系的统一性,承担了一般国家法律体系所没有的重大且复杂的历史内涵,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持久魅力。

刘完素儒道援医阐释火热论之路径初探

中医经典蕴含着大量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儒道援医对阐释中医经典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以刘完素阐释《素问》并创立火热论为例,探讨儒道援医阐释中医经典的路径。结果表明,取象比类、格物阐释是火热论形成的基石,五行形成之象是阐释六气化火的基础;儒道合流援医,“上善若水,下愚如火”是刘完素阐释五志化火的基本原理。由于格物只是对事物一般性的认识,儒家和道家认识事物的方法援引到医学领域还不一定就是真知,刘完素最终结合临床,参验考实以证实火热论。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目标、本质及其二重性

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围绕着经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解释学。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主要目标围绕着“道”而进行,其中基于现实国家治理的“治道”是其解释的基本诉求。在古代,基于“治道”的不同建构而形成了汉、宋两种经学解释的类型,统治者们都想借此建立基于话语权力的文化认同,从而为政治统治提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与方法。与此同时,儒经本身也是古代天道人事的承载,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所以,古代经学解释体现出了语言与意义、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主观与客观、天道与人事、内圣与外王、历史与现实等等多种二元性或曰二重性。虽然如此,古代解释者注重通过经学解释的张力来化解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经学的现实价值。

“设官分职”催生“天下道术”:《周官》文本的经学诠释

商周时代设官分职的行业知识开始产生跨界的、共通的思想观念,孕育出“天下道术”的胚胎。西周至春秋,各种职官都追求自家“道艺”,标志着职业、行业都在谋划精神超越。道成为上流精英所关注的主题,宏观而务虚。六德、六行以及阴德、阳德等概念的出现,甚至把“道”与“德”相关联,成为商周职业、行业道艺成长、成熟后的基本伦理要求。周人的礼制规范,系统全面而精深,不仅设置了各级礼官,还制定了各种职业事务的程序、步骤、实施对象、期待效果等,这表明儒者群体在悄悄建构秩序社会。万物皆可入礼,周人甚至已做出化礼入俗的努力。中,在上古也经常表现为一种职业技术标准,和之德也被许多职官所推崇。申明孝,致力于善,皆可视为天下公共话语体系、核心价值和哲学基础的积极建构。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经学诠释思想探微

经学诠释问题是唐代经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贾公彦的《周礼疏》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疏曾被誉为“五经注疏”中最好的一部,该疏所蕴含的经学诠释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谶纬思想加以利用和重新释解;从经学的疏解理路、话语体系、意义内涵等三个维度重新对“礼是郑学”的命题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义理化阐发;在诸经互释与相互证印中发明新意。故而对此相关问题的历史还原与反思勾勒,不仅是我们理解贾公彦个人经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更是管窥汉唐经学流变文脉中一个不可阙如的环节。

阐释新风的承续与超越:论李鼎祚《周易集解》的释经理路与体例

在对初唐至中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制度等背景探讨的基础上,认为中晚唐经学阐释所发生的新变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并非凭空出现,同时,这一过程也对李氏《集解》的编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氏能以偏重辑录象数旧说的方式打破初唐以来以义理解经的桎梏,其本身即是一种开创式的,有别于前人的阐释实践。而择以集解体作为其编纂的体例,则又表现出与中晚唐时期啖助等人释经理路的不同。对于唐代经学阐释发展而言,李氏《集解》中所展现出的其实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同时又具有自我思考,超越时代的释经方式。

《邶风·柏舟》阐释流变研究

《邶风·柏舟》一诗阐释大致有“刺仁人仕途不遇”、“言妇女婚姻受挫”等多种观点。考察《邶风·柏舟》的阐释流变,发现其阐释呈现“文学化”倾向,即学者们逐渐疏离经学立场,开始用“纯文学”眼光审视、阐释此诗。梳理《邶风·柏舟》从经学到文学的转型轨迹,有助于深入理解经典阐释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困境。

“戍边三日”说真伪与生成过程考论

如淳在《汉书·昭帝纪》的注中提出“戍边三日”说,此说与汉代真正的徭戍制度间存在巨大差异,“戍边三日”说背后的精神内核是汉儒一贯倡导的“与民休息”思想。如淳继承《周礼》《礼记》及汉儒的戍边制度理论,通过以经注律、以律注史的方式传达“轻徭薄赋”的政治理想,他提出“戍边三日”说的实质是试图以话语建构、干预现实权力。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首论"异端"而为传统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内涵,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演进的脉络与轨迹。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还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双重跨越与整体表达——辜鸿铭儒经英译的跨文化阐释

典籍是承载一个文化体系主要特征的显性符码,而典籍翻译则是一种显明的跨文化阐释行为。在儒经英译过程中,辜鸿铭构建了一条"归化性文化阐释"和"补偿性文化阐释"互相作用的文化阐释路径。辜译儒经通过归化性文化阐释,实现了朝向西方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跨越。通过补偿性文化阐释,以核心概念词特殊英译形式和副文本阐释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指向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本质的整体表达。辜译儒经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中华文化对外输出提供了有益启示,只有在对传统典籍进行归化性文化阐释的同时,保持典籍文本的整体性意涵,才能有效推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回儒对话:云南伊斯兰学派个案的历史考察

中国伊斯兰学派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明清之际发生的“以儒诠经”文化运动、云南伊斯兰学派的“儒化”及云南学派在中国“回儒对话”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全球意义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开展“回儒对话”的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和平友好对话的范例。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以儒释伊和以伊释儒的有机结合——对王岱舆以儒诠经思想的一种理解

以儒释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了宋儒的语词和概念;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些语词和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三是这些语词、概念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使伊斯兰教哲学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以伊释儒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其所借用的儒学概念范畴的思想内涵进行改造;二是这种改造基于伊儒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儒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三是这种改造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对伊斯兰教的立场坚定不移,对伊儒思想的异同严格区分,对儒学面对的问题适度同情,对儒学的整体思想全面观照,则是王岱舆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

论戴震的治学方法

对研究对象分析至微,掌握其不易之则是戴震治学的基本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使其在多学科成就卓越。他的文字学研究采用本之六书、因声求义之法;他的经学研究走由词通道、求十分之见之路;他的水地研究以山水维系郡县;方志研究看重沿革和实用;测算、机械研究强调图文并重。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足以为各学科提供研究方法之借鉴。

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