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中鲛人及其意象阐释——以福建等地区旧志为中心的考察

鲛人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记载,尤其在大量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中,鲛人被赋予多种意象。梳理福建等地旧方志有关鲛人的记录,可归纳出鲛人的三种意象:用鲛人形象来增添自然景观的鬼斧神工之气;将鲛人形象附于诗词歌赋;用鲛人泣珠的故事来表达个人情感,托物言志。

《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

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用了大量的杂传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从形式上看,这些杂传与史传不同,它们脱离史书独立存在,思想自由,篇幅短小,灵活多样,标志着魏晋时期古典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艺术渊源看,它们继承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传统,但又有发展,往往以细节和人物的言行刻画传主形象,心理刻画较为细腻,且具有传奇色彩和感情色彩。它们既补充了《三国志》的不足,又使历史人物个性化,因而有较高的史学、文学价值。

论《利维坦》中神学与政治的张力

学者们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利维坦》的前半部分。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利维坦》后两卷的内容,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提出一个全新的解读框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固然可以用纯粹世俗化的角度视之,但还可以把这种世俗化铺陈在一个更大的神学背景之下。重新解读基督教之于霍布斯不啻是其政治哲学必然的一环,更是其整个政治哲学的框架。纯粹的“尘世之国”,只是上帝过去和未来直接统治人类的“上帝之国”之间的某个阶段,即便这个阶段依然存在着“自然的上帝之国”。

论世界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时代的延续和创新

世界编年史是中世纪西欧较为流行的一种史学体裁,由于与基督教宣扬的线性时间观相吻合,这种体裁形式便盛行于中世纪西欧的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地区。在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世界编年史体裁的摹本流传甚广,加洛林时代的编年史家以此为摹本,创作了不少新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延续了世界编年史体裁的某些基本原则,不过,在具体的写作程式和风格上,他们也有所突破和创新,这种"变"与"不变"反映了加洛林时代在中世纪史中既普遍而又特殊的历史地位。

从经验到证据:教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当今,国际教学研究已经从以经验为主的定性观察发展为以证据为主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教学研究需要实现从经验走向证据的现代转型,这是社会吁求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教学研究需要重新认识课堂,借助LICC论证模式、课堂志深描解释法等,沿着"问题排查→问题引导→回归课堂→搜集证据→教学诊断→寻找对策"六个环节,逐渐建构形成"基于证据的教学研究"范式,为精准教研、精准教学提供实践路径。

论《三国史记》对原典的改造与儒家思想观念

关于《三国史记》从儒家史观出发对原典进行了改造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证据,往往把这方面的情况夸大。文中的神异描写、异象记录和本纪内容对《三国史记》改造原典以合儒家思想的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对于正确认识《三国史记》的写作目的和历史观提供了新的证据。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百年来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研究编年

百年来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共计出土了六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此外还有被鉴定为伪卷的《蜀志.诸葛亮传》。各类著录及研究成果散见于海内外书刊,本文将收集到的资料按年代汇成编年,以方便研究者查找,偶有按语,略辨是非。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之梦的解析

韩国古籍《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记载了大量的梦,如果从出处、梦者、梦的主题、释梦等角度予以解析,可以把梦分成预示、胎梦等六种类型,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梦离不开韩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其价值观。

《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副文本解读

解读译本副文本可以获知译本生成的历史细节与译本接受的传播语境。考察《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副文本后发现:中外出版社和研究组织提供的翻译机会和经费支持,保障了译者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和罗译本的出版发行;译本质量得益于译者与中外编校人员的合力,而知识渊博的校对者在提高译本质量方面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具有"中国通"或汉学家身份的作序者与评论者起到了权威的导读和独特的推介作用,促进了译本的接受与传播。

论书院志编纂体例转换与学术思潮的演进

书院志编纂体例是在各种学术思潮的演进中生成、变化和发展的。明清至民国期间共有三股主要学术思潮,先后出现又相互交织:一是建构"心传"的理学思潮;二是申明"家法"的汉学思潮;三是"整理国故"的近现代史学思潮。三股学术思潮有力地促成了相应的书院志编纂体例的出现,并以其对书院既有历史的不同诠释,表现了各自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编纂特色。

诗集编年与文本阐释——以杜诗编年为考察中心

诗歌编年是自宋人率先开创的一种文集编纂形式。它打破了以往按体裁、题材的划分形式,转而以诗歌之创作年代的先后为次序。对杜诗之编年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诗歌编排次序问题。诗文的编年就不仅仅是对于诗歌的阐释,而且更是对诗人一生经历的辨析与阐释。宋人将杜诗编年纳入文集整理笺注的内容,不仅是宋人在诗中发现"史"的因素,更是反映了宋人一种阔大的阐释视野,从而将孟子"知人论世"之阐释理论落实到每一首杜诗的具体实践之中,为理解之得以进行奠定条件。

关羽崇拜与关羽形象的演变及诠释

历史上的关羽并无绝伦超群之处。宋元以来,在统治者的提倡之下,关羽崇拜之风日盛,明清时期到达顶峰。宋元时期关羽形象的演变以及明清时期关羽形象的诠释与关羽崇拜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关羽崇拜及关羽形象的演变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现象,寄寓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种种观念、向往和祈愿,承载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反映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演进的轨迹。

《三国演义》情节的蕴涵与读者的阐释

《三国演义》中很多以白描见长的情节蕴涵极为丰富,读者在阅读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各自不同的阐释。不论见仁见智,都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便自然引发了几乎是永远不能停止的争论,这足以表明作者艺术腕力之高,作品美艺术魅力之大。同时,这种现象也促使人们对作品不断进行深入地探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演义》的研究。

儒家山水自然观与魏晋山水诗的演进

儒家山水自然观偏重阐释人化自然的伦理道德意蕴,包含三个层次:一、将自然山水人格化、道德化,在观山临水过程中体味人生智慧与从政技巧;二、将自然山水作为儒家自我精神独立的象征,赋予其永恒不竭、奋发自强及遁世无闷的超功利的内涵;三、在对山水自然的文学化表现过程中,多将山水意象作为寄寓兴谕的媒介。这三方面均在魏晋诗坛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认识上出现从阮籍、嵇康的"旧自然说"到陶渊明"新自然说"的嬗变,在诗歌创作方面则逐步弱化山水意象的兴谕功能,逐渐将其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来观照,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定型奠定了基础。

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诸侯",实际上却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盛衰大事。对于其"篇言十二,实叙十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或是认为没有把吴计入在内,或是认为忘记更改篇名,或是认为没有把鲁计入在内,或是认为没有把秦计入在内。其实"十二诸侯"是有特殊来历的,司马迁是用"十二诸侯"来代称表中的"十三诸侯"。"十二诸侯"这个固定概念的得出是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十二"之数和《史记》各篇数目一样,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天道观,有一定的象征,寓含着天道运行之意。

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

由于三朝本《三国志》系经过多次补版印刷 ,其版式不一 ,对其版本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 ;综合多方面资料 ,至少存在三种三朝本《三国志》。

让百年古墓中的主人与当下老百姓欢歌共舞——曾水源墓的保护与景观整治

本文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曾水源墓的景观整治为例,从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展示和市民休闲娱乐活动空间的创造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六朝古都南京在向现代都市迈进的过程中,如何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使其融入现代人们的生活、成为城市活力空间的思路与策略。

《三国演义》“蔡王熏”之“王熏”考

《三国演义》第45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中出现了一个名叫"蔡王熏"的人。"王熏"字各大辞书均未收录。《三国志》中没有"蔡王熏"此人,他应该是罗贯中虚构的一个人物。罗贯中造"王熏"字,与汉民族造字心理有关。

论明清时期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的诠释

明清时期不同读者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和评价。其中,以余象斗、叶昼为代表,明代小说评点对曹、刘的态度比较客观;明代小说序跋则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极力推重;清代的毛氏父子则在评改《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加强了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