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诉求下的刑法案例教学:类型、方法及实践

高校法学教育应对提升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水平的司法诉求作出回应,不同类型的刑法案例教学有利于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法学教育目标的实现。以案释法服务于刑法规范知识的传授,未来仍应强化其在刑法基础课程中的作用。以法释案的案例教学应强调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个案的方法论,鉴定式案例分析法则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犯罪审查框架和认定规则。实践该方法的德国案例研习课程模式难以被借鉴,在我国应以介绍模式代替实践模式,以实现对此方法的传授。独立于基础刑法课的案例课程的设置,应以实务为导向开展以法释案的分析。注重以团队教学为模式,赋予学生案例分析的主体地位,在刑事一体化视角下,对整体化、动态化、原生化的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式讨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对法学教育的启示借鉴

近年来,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方面更清晰地呈现出了一种可供研究的司法现象,其中,对事理、法理、情理和常理的阐释,为法学教育的价值融入乃至课程思政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层面的改革借鉴。这一举措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德法兼修人才培养目标下对法律执业者的能力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运用融入教学知识体系,有助于科学厘清价值、原则和规则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疑难案件“情法交申”的教学方法。

为病患代购管制药品的情与法冲突及化解路径

为病患代购管制药品的案件在刑法上往往面临情与法的冲突。司法机关不愿意、却不得不定罪,只能在量刑时突破法律框架,尽量从轻。在刑法的实质解释下,为病患代购管制药品不成立贩卖毒品罪、非法经营罪或妨害药品管理罪,应处无罪。在刑事个案中,“情理”虽不能直接介入,但对刑法体系的适用具有批判功能。当“法理”分析的结论与公众的法直觉相违背时,应当检讨“法理”之适用过程是否出错,使刑事个案体现刑法正义,实现情与法的统一。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与传统语境下刑法解释“价值无涉”的特性不同,网络时代刑法解释呈现出价值判断介入过多的特点,虽然其有效回应了公民权利保障的诉求,但也埋下了“新刑法工具主义”的法治隐患。从原因论的角度来说,刑法解释扩张化的初衷在于弥合高速变动的社会情势与立法滞后性之间的差距,但在刑事政策过度司法化、刑法解释论的内在缺陷等因素驱使下逐渐异化。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自身原因,因此解决路径也需要兼顾两者。在刑事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下,应当树立刑罚有限主义的理念,重视立法层面犯罪化的内容与限度,整合司法层面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适用,进而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化。

法律学说司法适用的价值功能与完善进路

法律学说是对于法律问题比较公认的学术论断,法律学说作为法源或者裁判文书之依据被适用于司法实践在法律史上有先例,法律学说具有解释法律、填补漏洞、续造规则以及创新学说等功能,但是在法律学说司法适用的具体实践中,仍存在法律属性定位模糊、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程序被忽视、适用方法不丰富等问题。而为加强法律学说司法适用,促进裁判文书释法说理,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学说适用立法;转变思想观念,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强化交流互动,促进法官队伍专业建设等途径来完善法律学说司法适用制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路径探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国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理应在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中得以体现。写作裁判文书应当准确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通过建立识别指引机制、培训提升机制、考评激励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宣传推广机制,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论无期徒刑减刑后的假释考验期限——一个合理性解释

《刑法》没有规定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实际执行的最低刑期,也没有规定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的假释考验期限。对于前一个漏洞,已经通过司法解释弥补,但后一个漏洞依然存在。我国在减刑制度的立法技术上缺乏对国外经验的比较借鉴;司法实践中假释适用率过低;对假释本质的“恩惠说”认识导致假释条文虚置化;惩罚哲学上长期偏重罪犯的监狱内改造而轻视、忽视非监禁刑改造等,既是漏洞出现的原因,也是漏洞不被发现的原因。面对有权解释的缺位,可以根据合理解释原则,对这一漏洞给出不明显违背常识、常理、常情的学理解答。

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问题研究

在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中,法官不说理或错误释法情况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热议话题之一。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法官释法说理的理由主要在于当定性时出现识别冲突或适用选择性冲突规范、结果选择性冲突规范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不仅是“找法”的过程,同时也是正当化的过程。为控制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有义务论证其法律选择的正当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应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向度展开,法官在释法说理时应遵守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以及融贯性四项原则。

论刑事判决书说理与法官释法权的衔接

学者多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探讨刑事判决书说理性的不足,但从刑事实体法上看,其实质上内含着刑事法官解释权的运用问题。法官审理、裁判案件的过程既是适用法律的过程,更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做出详细解释的过程。结合案件事实明确法律文本的真意是法律解释的本旨,而刑事判决书对判决理由的陈述就是展示这一解释过程的载体。由于我国刑事法官一直不享有法律解释权,体现在刑事判决书方面即是对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理由的解释、论证不足,判决书说理性差。如果法官能够主动运用法律解释权,那将对于加强刑事判决书的说理性和提升法官素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日本刑事法官是如何判案的

刑事审判中,如何释法说理是一个重要问题。日本刑事裁判中的三个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一是讲政治,即在案件的审理上,考虑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对和政治思想有关的劳动、公安、教育事件从严、强调秩序,相反地,在没有政治色彩的一般事件上则重视人权、大胆审判;二是讲道理,即将法律问题技术化,通过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对不明确的法律用语进行扩张或者限缩解释,以对现实中的事实进行涵摄;三是讲传统,即不盲从理论,而是将审判实践中的有益传统上升为理论,并引领理论发展。

从合同法到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的勃兴与超越

合理期待原则是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思潮下新古典契约法理论的产物。该原则超越了传统的合同解释规则,也扩张了传统保险法的规制手段。新古典契约主义思潮使该原则成为法院衡平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最佳利器。由于该原则过于抽象化,合理期待原则亦可能成为司法权扩张的帮凶。因而,在梳理合理期待原则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脉络的前提下,在合同解释规则和保险法规则中正确置放该原则,并使其成为保险合同解释规则的最后防线是我国未来保险法司法实务正确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基本立场。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论地方立法解释原则

为了使地方法规更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对地方法规进行立法解释。但地方立法解释要遵循一定原则,才能确保地方法规价值和功能的实现。地方立法解释要遵循合法性、合理性、法制统一以及稳定性与适应性等原则。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科学构建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公诉环节风险评估机制具有容纳冲突、预测风险等内在价值,通过明确和规范其适用程序、责任追究机制及完善内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释法说理等工作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立法正确”的神话之破解

"立法正确"的神话诞生于近代西方工业化的扩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新国家学说"所主张的形式与内容相分离为理论基础。首先,它主张立法形式的正确性,要么将立法内容交由权力决定,使"恶法亦法"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要么认为内容出自形式,这纵然令人向往,但终究是个"神"的问题。其次,它假定立法内容的正确性,立法者不颁布"卑鄙的"法律,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立法实践,使这一假定成为彻底破灭的神话。"立法正确"的基本神话,可推出另外两个神话:⑴禁止法官造法和准确把握立法原意;⑵启蒙百姓懂法。同样,这两个神话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文章还探讨了"立法正确"的神话破灭后之可能出路:一是人民的反抗权难题;二是法官如何以理释法。

合理刑法适用解释结论形成的制度性思考

刑法适用解释结论的形成是司法人员与刑法文本互动以及不同解释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从这一根本特征出发,为了促成合理的刑法适用解释结论的形成,在制度层面上,必须要建立和完善充分的意见竞争机制、适度的司法民主介入机制以及法律论证和理由公开机制。

支付被侵权人合理费用者的直接求偿权探究

在被侵权人死亡的情形下,赋予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就其支付的合理费用对侵权人享有直接求偿权是《侵权责任法》的制度创新。但立法的抽象、概括使得该制度略显粗糙。从解释论的视角分析,直接求偿权是基于法律直接规定而产生,权利人应包括除被侵权人近亲属和法定垫付人之外的无因管理人、医疗机构以及贷款人,其在享有直接求偿权的同时,还可基于无因管理或其他法律关系请求被侵权人继承人予以赔偿。在权利人和被侵权人继承人同时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侵权人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直接求偿权优先。

中国上古的官学特征——围绕《易·系辞上传》"形而上"章所作的解析

本文由《易传》的官学传统分析其具体性的学术特征。以《系辞上传》第十二章的上下文语境为主,指出文中"形而上"之所指乃"当下未形"之状,所以此"道"近似《易传》屡屡提及的"(?)"之语义。由此出发,分析了"形而上"之"道"的形式化过程:"形而上"→"形以前"(汉)→"形"之"上"(魏、晋、隋、唐)→"形而上"之"理(宋)。通过比较以评价《易传》"形而上学"的得失:由对"当下未形"之"(?)"的把握,而重视感受性及知识中的"默会"成份,由此导向重视知识及境界的圆融性,不主抽象偏执;但感受性须落实到具体个体,不利于纯粹知识系统的建立。由对"当下"状态的重视,而强调"道"的合(人)情、合(天)理、合(法)则,不以偏概全,而以"时"为"中";但"随时变异以从道",客观上不利于"正义"观念的绝对化,所以中国缺少"自然法"传统。用"中"之"道"在"王"则容易蔽于"具体的政治性",而以"时""中"为手段,在百姓则容易流为"乡愿"的两可态度。"道德"和"法"的绝对化、神圣性皆付阙如。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界域新论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得当与否和公民基本人权能否得到恰如其分的保护唇辅相连,厘定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内涵、夯实其现实基础、探寻其价值理念及划定其运作的合理边界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命题。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之宗旨是实现司法正义,即在具体个案中彰显常识、常理、常情,其具体理路为刑法适用解释、刑事判决说理公开制度及人民陪审制。

论共同危险行为的免责事由——对《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学理性解读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权益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但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情况下,危险行为人能否通过证明自己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而免责问题,我国学界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尤其《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模糊性规定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认识更加混乱;将"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理解为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的构成要件,而不是证明具体加害人的责任,或许是解决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认定方面面临的现实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途径,但理想的方式仍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模式明确《侵权责任法》关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