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中日“文学”概念的古今演绎考

从历史角度来论,文学概念的生成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该文首先从共时性角度分析东亚中日的古代文学概念语义共性之具体特征,并剖析东亚中日古代文学概念共性的历史成因。其次从历时性视角分析东亚中日文学概念的古今嬗变历史成因,指出东亚中日现代文学概念的形成是200多年在欧洲先期形成的西方现代文学概念的西学东渐这一文化迁移的结果。在东亚中日向西方借鉴学习过程中,中日还曾经彼此借道对方吸收西学的现象。通过考究东亚中日文学概念的古今嬗变历史轨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世界各国的文学概念的形成与变革,是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历史。

“中国孤儿”故事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传播——以《赵氏孤儿》的改编为核心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代著名悲剧作品。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收录了《赵氏孤儿》法译本,随后在欧洲引发了关注。1736年,耶稣会率先上演了以“救孤”为主题的戏剧《召公》。此后,在法国、英国、奥地利、德国至少出现了六部以“中国孤儿”故事为基础的改编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各不相同的改编思路。伏尔泰改编的“五幕孔子道德剧”《中国孤儿》融入了启蒙精神,宣扬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意大利剧作家梅塔斯塔西奥的《中国英雄》褒扬了博爱与忠诚;英格兰作家哈切特和爱尔兰剧作家墨菲的《中国孤儿》突出了对暴政及侵略军的反抗;德国作家维兰德的《金镜》将“中国孤儿”故事与“重返自然”的教育思想融为一体;弗里德里希的《中国人或命运的公正》则宣扬了善恶有报、天命难违的观念。这些欧洲作品从不同角度吸收了“中国孤儿”故事中的优秀元素,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在西方的传播。

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是考察晚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两个基本维度,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重要角色。美国传教士卢公明所编撰的《英华萃林韵府》这一工具书,汇合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和特征,拓展了"中学西传"的内涵,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概况。

论“国学”之作为“学”

“国学”就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就是渗透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等具体学问之中的“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中国思维”。它主要表现为:只讲“相关律名学”(correlation-logic),而不讲“主谓式句辞”(Subject-predicate proposition);只讲现象论,而不讲本体论(ontology);只讲符号论,而不讲实在论(realism);只讲“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而不讲“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只讲“大心论”,而不讲“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之类的任何“中心论”;只讲“职司主义”或“功能主义”,而不讲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等等。这是一整套有别于“西学”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了这套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明末以降中外学者“以中化西”之努力

"以中化西"是明末"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四大批评格式之一。"五四"前后,"以西化中"格式获得单独发展、一家独大之机会;庚辰(2000)前后,"中西并尊"与"普世哲学"格式又渐获发展;唯独"以中化西"格式却没有得以发展。故当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首要任务,就是壮大此格式,发展此格式,最终达成以中国哲学之格式系统消化西方哲学之目标。

萧友梅“国乐”思想剖析

在当代中国音乐界,"国乐"是一个似清似浊的概念,它抑或被视为中国民族器乐,抑或被视为中国传统音乐。那么萧友梅又是如何定义"国乐"的?其所定义的意义与目的何在?其"国乐"思想与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有何联系?本文旨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讨论。

中国古典诗词与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

20世纪初,"东学西渐"思潮将中国古典诗词推入欧美诗坛。中国古典诗词以其优美的意境、丰富的哲学内涵吸引并影响了众多意象派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本文通过引入国外学者对史蒂文斯诗歌诗论研究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史蒂文斯书信、日记以及国外学界的评论,探究史蒂文斯接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的思想文化背景;通过运用文本细读等方式,从创作技法的借鉴与意境表达的效仿等方面,对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中国古典诗词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并分析中国史蒂文斯研究的现状,以期为未来史蒂文斯诗歌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借鉴。

中国近代化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世界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要求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的民族文化思潮。中国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乃是在外来文化刺激下萌生起的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是后有梁启超新史学与国粹派振兴中国民族文化向近代化转化的努力。这些虽与欧洲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则带有鲜明的中国社会历史特点。

早期以英语为媒介的中学西渐

鸦片战争前夕,伴随着基督教新教大规模东进,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西学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英语为媒介向西方介绍中学。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学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居住和传教,有效配合列强对华掠夺,另一方面也使中学多了一个直接走向世界的窗口,有助于中西学术的对话和交流。

从柏应理《致路易十四的书信》看儒学在欧洲的早期传播

本文以柏应理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所写的《致路易十四的书信》为研究对象,先阐述它的历史处境,然后分析它的内容,说明柏应理所展示的孔子并不是历史上的孔子,而主要是汉代以来的孔子,并且是路易十四时期专制主义框架内的孔子。无论在中国或在欧洲,儒家思想往往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以此反思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中西文化交流所裂开的缝隙。

西学东渐与中国美育传统形态的现代转换

在中国美育传统相当长的时间里 ,美育经历了乐教、美术教育、心灵教育、情感教育等发展阶段 ,展示出了中国美育传统实践形态现代转换的历程。而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和思想理论的建构是与西方学人如鲍姆嘉通、康德和席勒诸人的西学美育理论在中国的译解和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 ,美育内涵从以听觉为主的乐教向以视觉为主的艺术教育的变迁 ,中国传统美育从理论到实践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

20世纪前期中国文艺美学对西方的影响

20世纪前期是中西文化急剧碰撞和交融的特殊时代。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滚滚大潮,一度沉寂的古老东方文化亦曾再漾涟漪而掀起西进的热潮,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象表现以空前规模进入西方世界,汇聚成"中学西传"的另一向道。该历史风景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19世纪下半叶以降,西方科技理性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社会异化的空前精神危机,20世纪初在所谓西方"衰落"的阴影下,西方知识界再次掉头东顾,试图从东方这"世外桃源"中觅寻拯救西方文明危机之良方。基于文化重塑之精神需求,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接受带有浓烈的文化过滤倾向,他们所看重的是为其所需并能为其所用之处,主要是中国的道家美学、古典诗歌与中国艺术中的"写意"观念。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过滤和利用,本质上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艺术审美价值的追求,中国文艺美学成为西方现代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意义有三:一是为西方呈示了一种借以克服其文明危机的文化精神;二是推动了西方文艺美学观念由"写实"向"写意"的现代转型;三是中国古诗与诗学传统对英美意象派新诗的形成性影响。20世纪前期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接受,是出于"他者"相异性的诱惑和吸引,他们追寻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正是另一种返观自身、找寻自我的方式,其根本坐标在于其自身文化发展的深层追求。

“译”即“易”——林语堂“入西述中”策略研究

从“翻译”“对西讲中”和“入西述中”等概念出发,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林语堂“入西述中”过程中采取的导语整合、互文类比、阐释注释、萃取拓展和亦译亦写型策略。结果发现,林语堂具有多维身份,他不仅是中西文化大使,而且是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和编辑,因而其文化观、语言观、文学观和翻译观四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其“入西述中”策略是其文化观、翻译观和文化译介目的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沃尔夫对儒家经典的使用与接受

沃尔夫《关于中国实践哲学的讲话》大量使用了儒家经典的思想和材料。这其中主要涉及《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中庸》的"人心""道心"和"明善",《孟子》的"理义之悦我心"的思想。与此同时,沃尔夫还积极接受了朱熹理学:他《讲话》的主旨是由理性和知识可以开导出道德,这一思想与朱熹理学若合符节;他还引用了《大学章句序》和《小学》,对朱熹理气、天命之正和形气之私的理学思想也进行了阐释。沃尔夫在《讲话》中提到的所有重要观点和哲学概念,都可以在儒学经典中找到对应处。

“学术传教”与“以教引实”——从中西天道观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自然意义的天道是恒常而不可变更的,社会意义的天道则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神性意义的天道则具有永恒性、主宰性。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天道观虽有其变化的一面,但其核心始终是"仁义礼智,天道在人"的观念。从西方思想文化来看,与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相对应的是其神论。大体上说来,西方神论的历史演变是从古希腊的多元神论开始,经过理性思辨的上帝观的洗礼,并与希伯来惟信传统的上帝观相结合,终而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中西天道观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格林卡学习西欧音乐对发展我国民族音乐的启示

世界文化史上任何一次文艺复兴运动 ,都是以不同民族 、不同形式 、不同风格的艺术相互融合为基础的。中国艺术家为重构自己民族的新音乐文化 ,在洋为中用的路上已经苦苦探索了整整一个世纪。21世纪该是我们沿着中为洋用的回程走向世界的时代。纵观世界音乐文化史 ,格林卡在借鉴西欧音乐成果时 ,坚持和发展本民族音乐的实践 ,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全面批评“中体西用”论的第一人──胡礼垣、何启政治思想略论

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著名思想家胡礼垣、何启密切关注祖国命运，在《新政真诠》中提出要全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学习，除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还要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社会，挽救中国社会危机。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很有特色。

“中学西渐”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变革--美国青年政治理论家Leigh Jenco的学术新著《变法》评介

美国青年政治理论家Leigh Jenco的学术新著《变法》,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思想辩论作为"向他者学习"的一种典范,由此对西方理论如何克服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方法。这也反映出当前某种"中学西渐"的新趋向:西方学者力图发掘中国思想与实践所蕴含的普遍化理论的潜力。

中国哲学史的再开拓:语言哲学

90年来借鉴西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是可取的,现在应对中哲史研究作再开拓:除了继续从子书,还应从经书,小学书,古代注疏中找材料,形成语言哲学的新路。本文通过举例,围绕名、字书、注疏体裁相关内容,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语言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