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件查处中的程序管辖及其优化

职务犯罪案件查处中的程序管辖涉及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对内性程序管辖以监察调查自身及其上下级关系为主;对外性程序管辖以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衔接协调为主。监察调查程序管辖以实体管辖为起点,以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一体化调查为前提,并要遵循监察调查的法治化运行。现有规范制度对外分工视域的职能管辖规则优化,包括了单向线索移送向双向线索移送规则的转化、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管辖权的竞合情形、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互涉案件中的相互协作。除此之外,现有对内分工视角的调查管辖规则进行了细化完善,包括对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的规则调整、提级管辖与指定管辖的制度落实等。职务犯罪案件查处中的程序管辖规则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具体涉及对现有规则中互涉案件程序管辖的语词廓清、互涉案件程序管辖优先顺序的完善、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监检管辖的优化协调、职能管辖错位规制阙如的弥补。

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

监察委与司法机关协调衔接的实质,是与国家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协调和衔接。职能管辖应当清晰,级别管辖应设基础规范,并案管辖应符合规律,地域管辖宜作出规定并反映案件特点。在监察立案的基础上应建立刑事立案制度,以避免纪法界限模糊,并由此设立部分高强度强制侦查措施启动节点,同时便于与司法程序对接。职务犯罪调查措施的具体实施,应准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范,以落实"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通缉"应限于犯罪嫌疑人。留置措施应限于涉嫌犯罪的被调查人,以便适用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并实现"双规"改留置的制度进步;检察机关对移送人员应当进行逮捕审查。应按照"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法官"原理对职务犯罪强制措施制度作进一步改革。全程录音录像应扩大适用范围,随案移送或留存可查;应规定调查人员出庭作证。立法应确认"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职务犯罪调查应准许律师进入,同时可参照我国刑事诉讼法作适当限制。案件移送后,应依法全面实施审查起诉,同时应确认检察机关对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包括立案监督。在纪、法严格区分的二元法律体制中,监察法应按照纪法适度分离及其递进关系作出程序规定,同时内部机构宜适当分离。可将监察机关的刑事部门设置为相对独立的执法主体(包括成为案件移送主体),通过"降低身段",促进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于毒品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证据的取得、认定、运用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电子证据种类,肯定了"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措施,明确了证人出庭保护等制度,为今后查办和认定毒品犯罪案件提供新的保障,当然也提出了新问题。

职务犯罪案件中监检衔接的主要障碍及其疏解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监检衔接既是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反腐合力、落实法律监督、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等的现实需要。当下监检两机关提前介入的衔接、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证据的衔接以及被调查人辩护权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在监察体制改革初期,宜在贯彻“引导为主、监督为辅”、“规范为主、灵活为辅”的原则下,推动监检两机关之间的衔接机制建设,同时以进一步优化调查(强制)措施、证据等衔接为目标,通过设置“过渡条款”等措施,推动监检衔接顺畅以及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促进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职务犯罪刑事程序的体系化检视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逐渐自成体系。立案调查程序中的管辖确定、人身强制措施、录音录像、内部监督等方面,以及审查起诉中的公诉裁量、缺席审判程序等方面的特殊规定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程序的独特内容。体系化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形成了权力集中、权利弱化和重视合作的特点,对我国近年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程序也面临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失衡、公诉裁量权受限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掣肘等问题。未来一段时间最为可行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完善途径应当是以兼顾被调查人权利为出发点,着力解决监察机关地位、防止干扰办案与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等问题。

监察立案的法理反思与制度优化

刑事立案程序具有划定权力运行边界、表征犯罪调查活动正式化、明确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起始点的重要价值。在当下的监察实践中,监察立案不仅同时开启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程序,而且往往与纪委立案相伴随。在这种一体化立案模式下,实质定性的前置化问题较为突出,立案程序与调查程序的“一对多”导致立案功能一定程度上的被虚置化现象,司法办案人员面临程序衔接困难,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存在短板。为此,需要进行监察立案程序改革,建构二元化立案模式,在监察机关内部设立单独的职务犯罪调查机构,实现违纪违法立案与职务犯罪立案的分离,并分类确定违纪违法立案与刑事立案的关系模式,完善立案审批制度,构建独立化的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从而为违纪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划定相对清晰的边界,合理限定留置、通缉、技术调查等监察措施的适用节点和适用范围,也为监察程序中检察监督、律师介入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支撑,促进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实现反腐效能与程序法治的有机统一。

反恐背景下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侦查取证程序的改革进路——基于安全与自由价值关系之间的消长博弈与动态平衡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之重要任务。基于安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恐怖主义犯罪之特点,我国现行侦查程序在调查取证、人身羁押、权利救济以及特别侦查措施等方面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和问题。为强化反恐防恐之力度,强固人权自由之保障,我国应在深刻反思自身问题病灶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国反恐侦查程序成熟经验,遵循国际人权法之要求,构建起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反恐侦查取证程序,实现有效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

环境犯罪案件侦查的困境与破解思路

环境犯罪案件侦查的主体主要是公安机关,主要内容包括现场勘查、涉案物证提取、污染物检测鉴定。环境犯罪案件侦查能及时获取并固定环境犯罪案件的涉案证据,为定罪量刑和惩治犯罪嫌疑人提供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防并减少环境犯罪。但目前环境犯罪案件侦查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侦查启动程序相对迟缓、侦查取证面临不少挑战、侦查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司法鉴定存在许多困难。有必要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及时启动侦查程序;提升现场取证能力,完善证据收集体系;进一步重视管理培训,加强侦查能力建设;并改进司法鉴定方法,规范司法鉴定工作。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法治程序构建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职务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证据获取困难重重,这与检察机关缺乏有效的技术侦查措施有内在联系。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合理做法,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相关程序的合理建构,有利于有效收集诉讼证据,落实刑事程序法治,顺应科技强检趋势,对接国际公约。

简论反腐技术侦查程序制衡机制构建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职务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证据获取困难重重,这与检察机关缺乏有效地技术侦查措施有内在联系。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相关程序的合理建构,有利于有效收集诉讼证据,落实刑事程序法治,顺应科技强检趋势,对接国际公约。

浅谈职务犯罪辩侦交易制度

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贪污贿赂案件不像普通刑事案件有丰富的证据可供收集,对口供的依赖性较高,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增大了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难度,使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更加有限。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使"坦白从宽"具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也为"坦白从宽"的顺利实现提供了保证。

论我国反恐特别侦查程序的制度构建

当前,随着恐怖犯罪行为秘密化、组织化、技术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愈发凸显出普通刑事程序规则在预防和打击恐怖犯罪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并对具体的如调查取证、人身羁押、技侦等特殊侦查措施的应用造成了很大困难。为此,本文建议我国应在反思本国实践教训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理念突破和制度创新,构建符合我国反恐实践的特别侦查程序机制。

同步与差距:《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等。因而应当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

侦查理论与实务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应避免立法主张上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我国正酝酿着侦查理念的一次变革和飞跃,但相应的制度和经费保障能不能到位,对此有着直接的影响;“命案必破”的提法虽有积极作用,但其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应停止使用;处置劫持人质案件的培训工作应有计划性和整体规范;对心理画像结论的准确性、具体性和可靠性程度应该有客观的认识,不能对其怀有过高的期望。

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制度的主要缺陷及改革设想

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制度中存在立案前调查缺乏法律保障、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冲突、对犯罪嫌疑人以作证为条件换取某种法律上有利于自己的结果的情况处理不规范、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缺位、特殊侦查行为缺乏立法认可、犯罪嫌疑人权利仍缺乏保障等缺陷。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建立与庭审程序相适应的双轨制侦查制度,建立与职务犯罪相适用的证据采集制度,建立与国际相统一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机制,建立侦查监督的实施制度,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入手。

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程序立法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分析场域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技术侦查的章节,并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力,这对加大惩治职务犯罪力度大有裨益。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侦查中具体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和条件、启用的时间和对象、申请主体、适用期间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等在立法上规定得较为原则和抽象,有必要对上述技术侦查程序进一步细化研究和司法解释,以使技术侦查能依法高效地服务于司法实践。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视野下的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视角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现行《刑事诉讼法》及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平衡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程序设计上权力运行的失衡;错误拘留国家赔偿制度的掣肘;部分特殊立法缺失;立案、拘留、逮捕、讯问、搜查和扣押措施执行不规范。其主要原因是:立法层面——立法理念有失偏颇;体制层面——侦查权力配置上的错位;机制方面——警力配置及警察权利保护不足。应从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增加特别立法以及制定完善公安机关部门规章、规定三个方面入手。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研究——以山东省为样本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是指上级机关通过指定程序进而改变原定侦查管辖的制度,它对于满足侦查需要,提升侦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制度存在效力层次较低、程序内容较为模糊、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产生重大威胁。对此,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明确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的基本原则,细化适用的范围和程序,完善相关救济机制,确保该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多发性侵财案件侦审对策研究

现阶段多发性侵财案件具有团伙化、低龄化、职业化、智能化等特点。在新《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在侦办多发性侵财案件过程中存在警力不足、侦查难度增高和规范化不够等难点。对此,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培养破"小案"意识;强化信息研判,确立情报导侦理念;重视犯罪现场勘查,规范调查取证工作;灵活适用新《刑事诉讼法》,有效组织讯问,实现对多发性侵财案件的有力防治。

大数据时代查办涉黑案件情报监管机制研究

[目的/意义]公安司法机关查办涉黑案件的工作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有情报的数量和质量。当前,在深入研究涉黑案件情报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完善涉黑案件情报监管机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方法/过程]通过深入解析涉黑案件情报监管的直接责任、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的区分,剖析大数据时代涉黑案件情报监管的特点、盲区以及运行机制的缺陷。[结果/结论]完善黑案件情报监管的任职资格的审核机制、设施的安全监管机制、情报收集监管机制和情报分析监管机制,需要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个人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