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果树雌蕊败育研究进展

雌蕊发育是否正常直接关系到果树是否能够正常开花结实。果树中普遍存在雌蕊败育现象,其形式多样、机制复杂,研究果树雌蕊败育的分子调控机制、引起果树雌蕊败育的原因、克服果树雌蕊败育的有效途径对提高果树产量及果实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果树雌蕊败育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并已开展了大量工作。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果树雌蕊败育的研究进展,从珠被发育异常、胚囊发育受阻、花柱结构异常、雌蕊分化进程停滞或迟缓四方面介绍果树雌蕊败育的形式,并从基因层面、生理生化及外部环境方面总结了引起果树雌蕊败育的可能原因及克服果树雌蕊败育的有效途径,分析国内外果树雌蕊败育研究存在的问题,展望雌蕊败育的研究前景。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备受争议。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及西藏)2006-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效果以及不同区域差异因素。

环境规制对重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

将重庆市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将重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基于2000—2016年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重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重庆市费用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抑制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投资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则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影响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重庆制造业集聚的发展。

环境规制政策演变对中国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学术界做了大量关于环境的研究。但鲜有文献说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变化对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此,文章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2种政策类型和2004—2016年中国27个省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SFA)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政策和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都对医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了“激励效应”;在投资型环境规制中,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医药制造业创新产出有正向作用;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对医药制造产业的创新作用不显著。

浅论住宅小区规划设计

通过对住宅小区规划设计中需要广泛关注的方方面面的描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重点把握的关键,并就某些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中西方比较分析,前瞻性、战略性地对住宅小区规划设计的设计要点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思考。

运动式治理降低环境信息公开质量?——实证依据与理论解释

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与社会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监管的重要信息型政策工具,中央环保督察亦被视为环境监管的运动式治理手段,而目前关注中央环保督察作用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表现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自2016年至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对国家重点排污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质量的影响,发现被督察地区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质量显著下降。本文结果说明了运动式治理与自愿性、模糊性和长期性信息型政策工具错配,不利于建立环境监管的长效治理机制。研究结论对运动式治理和政策执行理论做出了补充。

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演进及其经济效应:综述与展望

通过对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演进的梳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探讨中国式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式环境规制是以政府行政命令和绩效考核式为主,并与市场式规制工具相结合的一种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方式;第二,就宏观层面而言,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更多是通过前期成本效应和后期补偿效应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双赢,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贸易利得,抑制了产品出口;第三,就中观层面而言,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一定程度上促使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并促进了技术创新,提高了产业效率;第四,就微观层面而言,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增加了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负担,迫使在位企业改进生产与经营方式,实现了区域内环境质量的提升。未来研究应更加重视环境规制的社会功能,合理测度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协调配合的作用机制,将研究视角拓展至中国式环境规制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方面。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应强调引导环境规制良性竞争,推进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畅通公众环保诉求渠道,灵活运用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形式,促进中国式环境规制与市场化工具相结合,保证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正向经济效应的有效发挥。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货物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

从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这一问题出发,文章利用2001-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2)投资型环境规制之于出口商品结构的滞后效应较费用型环境规制更强;(3)在影响途径上,投资型环境规制更偏好促进技术创新,费用型环境规制则主要影响环保成本;(4)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强度有所不同。加强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应重点从以下着手: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特点制定恰当的规制水平;根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优劣势组合使用环境规制工具;加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紧密联系;选择与区域产业分布特征相适宜的环境规制工具。

我国协商型环境规制构造研究

环境规制具有专业性、技术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主观性等特征,命令型环境规制无法破解环境规制僵化难题,制约环保技术创新,导致环境规制的遵从度低;激励型环境规制面临巨大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监督成本等,缺少环境正义的考量。协商型环境规制是以过程和程序为法律机制,以风险预防、多元参与、协商沟通、公开透明、合作共治为基本特征,以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价值性整合为作用机理的新型环境规制模式,具有遵从度高、结构开放、彰显正义、风险预防以及灵活性强等功能。基于对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环保约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制度的检视和反思,针对我国协商型环境规制面临的信息透明度弱、公众参与度低、协商性和程序性不足以及司法对环境协商规制的制衡和保障不完备等问题,应构建协商制定规则制度和环境执法和解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环保约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制度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法律协同观

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利益诉求,具有时代同步性、利益共生性、层次拓展性之特征。对生态利益的完整回应与表达,是构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核心要求,应通过不同层次法律协同的展开予以实现。通过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以党内法规带动法律规范体系“生态化”转型创新,并推进两者的规则衔接与协调,能够体现和规范执政党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领导,充分体现生态利益的时代同步性特征。通过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协同,构建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与转化机制,能够在推进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存共生中保障生态利益的实现。通过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为主要实践路径,提升环境法对生态利益表达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能够充分回应基于“更优美的环境”而形成的生态利益层次拓展需求。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经济型规制分类的研究

从"遵循成本说"到"创新补偿说",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鲜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问题又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关键。为此,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两类,并对2004-2010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而投资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文认为环境政策的设计应充分体现对"绿色投资"(投资型)的鼓励,而非以增加企业成本(费用型)的形式存在,从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