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刑交叉视野下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界分

经济消费领域,消费者以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要财物,否则就将商品瑕疵或其他商家过错进行举报或是曝光的行为究竟属于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一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民刑交叉问题。该行为的界分之所以存在困境,主要原因是对于其究竟是否存在对法益的侵害的疑问。我国现有研究除一律入罪或者一律出罪这两种一刀切的认定之外,还存在着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权利基础、维权手段及索赔数额进行不同排列组合认定的类型化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路径和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基于此,结合相关域外经验,发现通过剥削原则,以消费者“多次敲诈”进行强剥削关系的认定这一路径更为妥当,不仅可以证明对自由意志法益的侵害,还可以消解敲诈悖论问题。

知识产权民刑交叉问题的适用省思与路径优化

囿于部门法间的差异,民刑交叉难办案件所引起的争论屡见不鲜。检视民刑交叉既有面相后,得出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常规民刑交叉案件的特性。表现出惯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适用障碍、刑法同知识产权法的法益认知存有偏差以及“合一制”的形式化并未使知识产权在强国战略中得到充分保障,进而产生权利救济的缺憾。对此,一方面要重视先决条件,以类型化视角观察知识产权的不同客体和民刑交叉事实对程序选择的影响,明确民事确权优先和刑事后置的基调。另一方面采用解释论进路,对具体条文中“物质损失”“唯数额论”内涵扩大解释,从立法论角度设计刑事“空白罪状”条款及优化知识产权法院的配置。从而,最终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效益最佳化。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集资案件刑民关系的交叉与协调

民间融资事件处置结果的司法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刑民交叉问题缠绕不清的多棱折射。传统以"先刑后民"为主的方式已不适应非法集资案件的特点及司法实践的需要。从刑民关系重构的法理依据看,集资案件的刑民冲突处理应以"先民后刑"原则为主导,以"刑民并行"或"先刑后民"方式为补充。刑民执行冲突的合理协调,应基于风险本位确立集资者债务清偿的优先次序。鉴于公权力不当介入往往对刑民关系处理的社会效果产生不良影响,故引入破产重整的司法程序实为平衡集资各方利益的最优路径。

《民法典》视角下非法放贷行为的刑法规制

高利贷、"套路贷"等非法放贷行为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的对抗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侵犯日益严重,已无法由民事、行政手段进行有效的规制,需要动用刑事手段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与处罚。在《民法典》视角下,鉴于受害人对高风险的明知与接纳,以及基于对契约自由的保护,亦不能将非法放贷行为贸然入罪,非法放贷的逐利性伴随的风险通过民事手段的前置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在对非法放贷行为进行规制时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等原则,注重政策倾向与监管力度,多种手段并用,力求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环境污染案件涉及的刑民界限问题初探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速度急速向前,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究其原因,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GDP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有很大关系,同时也突显了环境保护司法手段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面对这些造成巨大经济和环境损失的污染事故时,如何正确使用司法手段进行惩罚与预防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文章从大连康菲石油污染事件为视角切入,分析其中存在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进而通过对现有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梳理,析出环境污染案件涉及的刑民界限,为刑法与民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污染案件中如何正确适用找到解决途径,同众学者商榷。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实践展开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要求在处理刑民交叉、行刑交叉案件时关注前置法,不能将前置法上的合法行为认定为犯罪。刑法上的判断虽然需要顾及前置法的取向,但不代表刑法从属于前置法,更不意味着前置法上的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仅存在量的区别。在入罪时,前置法和刑法的关系类似于"烟"与"火",违反前置法能够提示司法人员行为人有构成犯罪的嫌疑,但证立刑事违法性还需要行为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且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形式上按照前置法的规定认定为违法,但基于刑法上的规范目的考虑得出无罪结论的情形在实务中大量存在,只有坚持实质化、规范化的思考路径,才能准确地在违反前置法的基础上推导出刑事违法性,进而抑制司法实践中随时都可能滋长的处罚冲动。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航延险骗保行为应以诈骗罪规制——基于南京航延险骗保案展开

在我国对金融行业依旧采取强监管态度的情况下,应坚守保险诈骗罪的秩序法益观,从严打击保险诈骗行为。秩序法益概念界定不清,可借助法秩序统一原理将其还原为实体性法益,以合理界定保险诈骗罪的处罚范围。对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区分,应采用“多标准说”,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非法占有目的等多方面进行考量。在刑法不同罪名的规范指导下归纳航延险骗保行为的案件事实,南京发生的航延险骗保案中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而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违法相对论之困境、提倡与进路--以刑民、刑行交叉为视角

刑民交叉、刑行交叉的案件日益增多,违法相对论表现出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双重困境: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等理论之间概念混淆,界限不清;涉及违法性判断的同类案件适用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基于对不同违法性判断方法的规范性分析以及典型案件裁判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违法相对论在理论与实践中更具优势,符合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应当坚持违法相对论,走一条自我否定、不断优化、适时更新的发展路径,以有效解决违法性判断的难题,化解实践中同案异判的矛盾。

民事诉讼中刑事判决效力的误识与匡正

作为刑民交叉领域的核心问题,学理界和实务界对民事诉讼中的刑事判决效力认识长期存在误解。来自苏联的预决效力已在我国制度规范中失去适用语境和改造空间;从实体说或程序说出发,都难以证成刑事判决对民事诉讼产生实质既判力的正当性,比较法上亦无有力支撑;诚信原则与禁反言原则并不相同,受程序保障所限刑事判决难以对民事诉讼产生争点效力。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仅发挥两种效力:作为直接证据的判决书主文部分在实体法具体规定情形下产生构成要件效力;作为间接证据的判决书其他部分在证据法具体规定下产生事实证明效力,其本质为公文书效力。“形式证明力→直接证明力→间接证明力”的“三步走”具体认定方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思路。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的案外人权利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处置存在着审执不分,保全执行与终局执行分割而治,执行权过于分散,案外人程序参与权缺乏保障的问题,极大影响了案外人利益的保护。应在审执分立的基础上,确立保全执行与终局执行的一体化结构;区分公法债权与私法债权的执行;拓宽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权利救济的渠道;并考虑案外人另行起诉的可行性。

法秩序统一视域下的刑事违法性判断

法秩序统一应当作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基本前提,在其他部门法中系合法的行为在刑法中自然应当排除犯罪性。但是刑法中的违法性判断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为刑法具有独特的价值判断与规范保护目的。就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而言,合法的财产刑法当然予以保护,在民法中存在合法性瑕疵的财产也可能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例如违禁品、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赃款赃物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认定不能依附于行政法的形式规定,应当作出独立的、实质性的罪责评价。

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律效果论”之展开

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刑民规范的适用是否相互影响以及在何种范围内相互影响。或者因为民事违法概念的体系定位与适用缺陷,或者因为会导致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形骸化,处理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违法论"路径欠缺合理性。刑民交叉的连接点不是违法性,真正的连接点是法律效果;以评价对象为主线,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应从"违法论"转向"法律效果论"。只有当刑法和民法评价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时,二者的法律效果才可能无法兼容。此时,若刑民规范目的整体一致,对法律主体的惩戒或保护方向相同,则只需对刑民法律效果进行综合考量;若刑民规范目的明显对立,对法律主体的惩戒或保护方向相反,则需要在案件事实层面进行拆分,为刑民规范适用划定不同的案件类型,从刑民交叉回归刑民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