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复会早期土地改革经验与美国冷战土改政策关系研究——兼论对1950年代中国台湾土地改革的影响

根据1948年援华法案成立的特殊美援机构农复会,在其成立之初,由于自身的“技术路线”属性,加上同期美援政策的影响,并未在土改方面有任何实际行动。1949年初,受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中外舆论影响,农复会开始将土改的重要性提到所有工作之首。南京解放后,农复会为配合美国新出台的“第四点计划”,有意将自己打造为美国农业援外的“典范”,于是选择从易于推行的减租入手,在尚处于国民党控制下的四川等地推行大规模的减租计划。中国内地工作结束后,农复会一方面通过对早期工作经验和援外模式的总结,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实施“第四点计划”的重要参考模式。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土改问题专家雷正琪,农复会的早期土改经验与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土改政策联系起来。特别是还在继续进行的中国台湾土改,不仅为政策形成提供了经验价值,更成为政策出台后最有希望成功推进的案例。美国、农复会以及国民党当局都有意将中国台湾土改打造成亚洲土改的“模范生”。通过考察农复会早期与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第四点计划”的互动,以及迁台后中国台湾土改与美国土改政策的互动,可以发现中国台湾土改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既有对中国台湾土改的研究或许低估了美国因素的作用。

迁台前后农复会援台计划的演变

根据1948年援华法案成立的农复会,是影响战后台湾农业与农村发展最为重要的机构。在以大陆工作为主的时期,农复会已试图在台开展农村复兴计划,但因经合署中国分署的干预,其早期的援台计划颇受波折。从迁台前后农复会援台计划的演变,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对农复会的影响,以及农复会的农村复兴工作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扮演的微妙角色。由经合署中国分署对农复会事务的直接干预,可以看出早期农复会并未掌握美援农林事务的发言权,在其内部,中美双方存在立场分歧与利益冲突。

农复会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变化探析(1948—1953)

根据1948年美国援华法案成立的农复会,早期被美国政府设计为只接受经合署署长领导的“超级机构”,与国民党当局关系颇为疏离。迁台以后,由于美国政府一度打算放弃台湾,美国在台机构大幅收缩,农复会和经合分署合署办公,农复会美方委员穆懿尔兼管两大美援经济部门。农复会以其在农村建设领域的独特经验,逐渐成为美国援外机构的一种特殊模式,在美援机构中的地位上升,开始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农复会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由疏离转向密切,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美援的恢复,农复会在办理自身业务之余,开始参与台湾经济政策的策划。在台湾方面委员及技术人员的积极配合下,农复会越来越多地承接当局委办的业务,有意融入国民党当局的行政体系。1953年7月“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改组成立,国民党当局将农复会纳入主管农林渔牧及水利事宜的第四组,成为第四组的执掌者和相关农林政策的主要执行部门,农复会逐渐承担起台湾地区农林事务主管机关的部分职能。

“中美合作”视角下的台湾农村复兴——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48—1979)为案例的研究

二战以后,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了一系列的国际援助活动,以扩大、渗透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合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于1948年10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1949年,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迁台,主导了台湾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复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79年农复会改组为"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成为台湾地区农业的最高主管部门。本文着重从大中华的整体建构和历史连续的宏观视角来解读农复会的大陆背景、台湾工作,以及经验与教训,以尝试挑战当前农复会研究的美台中心趋向。这段农业历史的回顾梳理对于当前台湾史和中国史背向分裂、近现代史与当代史断代切割的窘迫现状是有力的回应。

民国乡村建设中社会力量与政府的合作困境--以晏阳初离职农复会为中心

1949年11月27日农复会执行长晏阳初离台赴美,再未参与农复会的工作,从此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这既由于其与后者开展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迥异,也因为未取得农复会的控制权而不满,还在于两者复兴乡村主张的巨大分歧。晏阳初的离职反映出社会力量与国民党政府合作进行乡村建设时的复杂面相与困境。这些困境决定了其合作有始无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