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神话原型移位于现实的伟大虚构——论贾宝玉“衔玉而生”的象征意义

就表现贾宝玉的思想性格而言,“衔玉而生”是一个很关键的象征。“玉”蕴藉了女娲补天精神,即用女性主义精神去补被男性主义破坏的“天”,由此“宝玉”成为了女性主义精神原型的象征。“衔玉而生”又是连接女娲补天神话和贾宝玉心理之间的媒介,使贾宝玉的现实思想行为获得了神话原型的潜意识心理。“衔玉而生”是一个伟大的虚构,在女娲补天神话和贾宝玉现实思想行为之间建立了一条内在原型联系的通道,从而使贾宝玉现实思想行为获得了神话原型的动力与解释。贾宝玉“衔玉而生”与贾宝玉最后回到大荒山成为一块石头,两者构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这个二元对立结构表现了曹雪芹的深刻思想:“宝玉”重新变成石头也包含着“衔玉而生”的玉变成石头,指向的是现实对人的彻底毁灭和人的不可救药的大悲剧。

女娲神话原型的多重转换象征——论贾宝玉形象的独特性

贾宝玉形象来源于女娲补天神话的多重转换:女娲炼石——“宝玉”——神瑛侍者——贾宝玉,这种多重转换标志了贾宝玉形象的独特性。曹雪芹通过神话的多重转换象征,把女娲补天精神转化到贾宝玉形象之中,又通过“石头记”神话的石头——“宝玉”与“宝玉”——“石头记”二元对立结构,象征了贾宝玉人生回归的原型。女娲补天神话的多重转换象征和“石头记”二元对立结构,是曹雪芹对贾宝玉形象的整体构思和整体结构;这个整体构思和整体结构所表现的思想意义,融不进“宝玉”向一僧一道要求到红尘“乐享”内容;“宝玉”乐享内容显然是后加进去的。脂砚斋对“石头记”的艺术表现有精彩绝伦之论,但是,脂砚斋并没有理解到曹雪芹运用女娲补天神话对“石头记”的原型意义,也没有理解到贾宝玉形象是女娲神话原型的多重转换象征及其意义。

《新译〈红楼梦〉》评点中的贾宝玉形象谫论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中提出了一套较为体系化的人物塑造理论。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男性主要人物及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叙事主线人物,其形象对整部作品的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译〈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叙事主线人物的个性特征,哈斯宝给我们解构了一个极其结构性的贾宝玉。因此,对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评点中的贾宝玉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见解。

《庄子》视域下的贾宝玉形象

读《庄子》对宝玉的心灵成长至关重要,在与《庄子》的互动中,他思考主体与情之对象的关系、方内方外的伦理分际、生生死死之命运无常、世间美好之夭亡消逝等问题。《庄子》理念在转化为宝玉心灵资源时虽充满曲折、断裂,却引导了他的心智成长,并为他悟道出家提供了思想支撑。宝玉是一个《秋水》中河伯式的悟道人物,“不自多”的超越性性格是其悟道之基础。《庄子》中齐物、平等的思想、对儒家价值的反省和“材与不材”的讨论都是曹雪芹塑造宝玉形象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芙蓉女儿诔》看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芙蓉女儿诔》是一篇缠绵悱恻的祭文,是宝玉诗作中最长的一篇,字字泣血,深刻地反映出他强烈的反叛意识。这种叛逆精神体现在:在个人品格上,对君子高洁、刚正不阿的追求;在政治仕途上,与封建制度彻底决裂;在爱情道路上,是一往情深“至情论”的践行者;在交际友情上,以平等意识寻求着“至真至纯”的知己。他以坚定的反抗、大胆的革新、独到的眼光展示着人格魅力,烛照千古,历久弥新。

《红楼梦》中晴雯与小红形象比较研究

晴雯与小红,是或曾经是怡红院的丫头,在出身、才能、性格、情感与命运诸方面具有鲜明的可比性。一个是无家孤女,刚烈率真,疾恶如仇,向往平等,从不献媚于主子,到死都没有改变问罪于天的姿态;一个是家生女儿,世故圆滑,努力钻营,抓住每一次能向主子献殷勤的机会向上爬,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得到较好的归宿。她俩不同的人生轨迹,可以给予读者有益的启示。

诗意地栖居——贾宝玉的死亡遐想与诗性生存追求

宝玉的死亡遐想和他诗性生存追求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背离儒家主流文化的死亡模式,维护自己本真的生存状态;呼唤充满灵性的心灵,感受存在的深度;迷恋女儿世界,寻找灵魂的居所。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转化,共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世俗理性的真、善、美的自由和谐的生存境界,这种生存追求有相对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上)——三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的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红楼梦》茗烟与李贵形象比较研究

茗烟与李贵是《红楼梦》中一对互相映照的奴仆形象。从他们的出身地位、性格特征、对贾宝玉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的对比中可知,茗烟出身低微,但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对宝玉追求精神自由、形成叛逆思想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故深得宝玉信赖;而李贵出身根基较好,老成稳重,自觉负责,但略显粗俗,对宝玉起着规劝、制约的作用,因而不得宝玉之喜欢和信任。他们的存在,是对贾宝玉的思想性格和艺术形象的深化与完善。

贾宝玉“恋母情结”的泛化与错位

由于对贾宝玉养育关系的混乱,造成他早年接受母爱的缺失和"恋母情结"的泛化。贾宝玉的"恋母"是"恋"着给予了自己母爱的一个群体;"仇父"是"仇"视代表父权体系的一个群体。贾宝玉"恋母情结"具体指向的错位主要体现在精神上对秦可卿的依恋和"意淫",以及生活上对袭人的依恋和占有欲望。

“以情悟道 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下)——四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迥异于西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宝黛钗爱情悲剧与清代官场文化

王国维品评《红楼梦》:"悲剧中之悲剧也"——《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金马玉堂的悲剧世界,然在多层朦胧的悲凉之雾下,《红楼梦》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在小说创作时期清代的诸多世情文化,尤其以暗含深刻的贾家这个官僚本位的家庭为背景,以宝黛钗爱情悲剧为代表,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清代官场文化图。清代的官场文化与宝黛钗爱情悲剧相互映射,形成了一组奇妙的映照。

贾宝玉“女性化”服饰考

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服饰刻画切入,探讨贾宝玉"女性化"服饰现象由来。首先针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首服、上衣、下裳、内衣、足服、皮草、雨雪装、配挂饰物进行分类梳理;其次以明清笔记、历史文献为基础考证贾宝玉服饰的现实来源,探明贾宝玉服饰的奢华与僭越的具体表现,并提出贾宝玉服饰"女性化"现象是以色彩与纹饰作为表现媒介。得出贾宝玉"女性化"服饰的形成是受生活环境、心理因素、封建礼仪制度3方面综合影响的结论。

脂评“《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试解——兼说甄宝玉的形象意义并与王富鹏先生商榷

脂砚斋"《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的批语,揭示出甄宝玉早已觉悟,他如同《邯郸梦》中的众仙引度卢生出家一样,特来牵引、点醒贾宝玉出家。甄、贾宝玉"情性如一"都走上了一条不与社会妥协的道路。据此可知,甄宝玉的形象不会表现出与贾宝玉形象完全相反的性格特征。对甄宝玉形象的塑造可视为曹雪芹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典型化"艺术手法的有益尝试,虚笔点出的甄宝玉形象起着由此及彼的引人进行普遍联想的作用。

贾宝玉与光源氏比较研究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中的奇葩 ,《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的瑰宝。通过对贾宝玉和光源氏在诸方面的同异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 :相同的文化渊源、文化熏陶及作者相同的人生体验使贾宝玉和光源氏这两个艺术形象极为相似 ;而民族。

注定宝黛爱情悲剧的“起誓”语境分析

抓住宝黛二人对话中的"起誓"特色,分析对话中表达和接受的冲突以及冲突背后的修辞认知特点。从表达与接受的双向互动理论来看,宝玉的誓言一开始就违背了誓言的本质和初衷,"起誓"——表达是无效的,接受是失败的——已注定宝黛的爱情悲剧。宝玉过度起誓的思维风格和公子多情的修辞认知已注定了宝玉的爱情图式是不被黛玉所认可的,黛玉"有了姐姐忘了妹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重新审视爱情经典,更加透彻地感悟二人的悲剧命运,阐释宝黛爱情悲剧的主观必然性。

贾宝玉“梦游太虚”悲剧意蕴的多重解读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的"太虚幻境"之梦,是全书之中一大关键之梦,对整部作品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从原型与母题的角度解读,曹雪芹承续和创新了"神女"原型和"仙游"母题,体现出他试图拯救灵魂与超越现实的努力;贾宝玉在梦中受到惊吓而醒来,则寓示着他的人生理想的破灭。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阐释,贾宝玉梦中与秦可卿的虚拟化乱伦行为,映射出贾府中贾珍等人的现实性乱伦现象,揭露了贾府乃至当时整个社会伦理失序、道德沦丧的现状,预示了必然走向衰败的贾府家族悲剧与封建社会悲剧。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以"太虚幻境"为核心的空间符号系统和以"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为核心的命运符号系统,表达出对"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的伤怀与悲悯。

“这个地方难站”——曹雪芹对聚散离合的叙事与思考

《红楼梦》对"聚散离合"的叙事贯穿始终,贾宝玉的所见、所闻、所感是作者笔墨的重点挥洒之处。曹雪芹书写了由个体人物到以贾府为代表的文化社会的人事情理,并通过聚散离合对人类生存进行了哲理性思考。

从杜少卿与贾宝玉看吴敬梓和曹雪芹

杜少卿与贾宝玉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两个叛逆者形象,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不同之处。由于他们都含有作者的影子,比较他们的异同,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吴敬梓与曹雪芹两位伟大的作家以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伟大的作品,从而进一步认识清末进步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封建社会崩溃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