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生态公园环境设施设计研究——以江洋畈公园环境设施为例

在现代公园景观设计中,越来越多地被引入"生态景观"设计理念,它反映了区域性的自然环境,展现了区域自然演变的过程,并采用自然环境与现代造园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而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环境设施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它不仅能延续历史轨迹,也体现了城市的形象和内涵。本研究基于此,通过对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环境设施的梳理整合,试论生态公园中环境设施的设计原则,引导人们对环境设施设计的关注。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江藩集》标点献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推出了漆永祥整理的《江藩集》,是书堪称研究江藩、"扬州学派"乃至清代学术史的重要文献。总体而言,该书具有资料搜集完备、校点肯下功夫等优点。但由于种种原因,譬如江藩著述的艰深繁杂、整理者的粗疏失察等,使得该书仍存在不少问题。兹就标点方面的问题提出商榷,祈请漆永祥与读者诸君教正。主要分标点词句和标示专名线两大类,指出《江藩集》中的标点疑误凡47处。产生这些疑误的原因较为复杂,除文字讹误所致外,还包括不解文意、不明引文、不谙典制、不详体例、不辨专名等。所有这些,对《江藩集》的参考、利用以及修订、完善,或不无益处。

《江藩集》校勘质疑

漆永祥整理的《江藩集》资料详备,校点审慎,是江藩乃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不少问题。今就文本校勘方面的疑误提出商榷,计讹误29处,脱误33处,衍误10处,倒误2处,以期有利于《江藩集》的利用和修订。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日本国志·礼俗志》校读札记

本文以《日本国志·礼俗志》的征引文献原件(日本汉籍)《秇苑日涉》和《江户繁昌记》为依据,分别纠补了黄遵宪的(礼俗志)志文讹误,以及新出陈铮点校本的失误,以祈给研究者提供信实可靠的资料依据。

江藩著述考录

江藩作为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淹贯经史,兼善辞章,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著述博涉四部,成绩斐然。大体可分独著、参编、辑校三类,计独著传世者有《周易述补》等18种45卷、存目者有《考工戴氏车制图翼》等12种;参编有《嘉庆扬州府图经》等4种439卷;辑校有《校补陆志》《祖帐集》等10余种。通过考录这些著述的内容、特色与价值,可见江藩学术之概貌与"扬州之学"的特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书写中的康有为--以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为中心

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书写中的两种代表性范式。到三四十年代,学界的中国近代史书写范式日渐形成,出现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等著名近代史学者。由于政治立场、分析方法、理想追求及所处环境等不同,他们书写的近代史有很大差异,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判也褒贬不一。即使同为现代化叙事的陈恭禄与蒋廷黻的近代史书写之间亦有差异存在。康有为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书写晚清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形象和对他的评价自20世纪初已出现,或褒或贬,历经演变。本文通过三四十年代三位重要史家的康有为书写,一面深化对康有为的认识,另一面通过历史书写的差异加深对史学特点的认识。

江藩研究述评

江藩是清代学术研究中不可绕过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江藩的生平考证、《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研究等问题上,学界不断涌现出新的学术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对江藩其他著作的研究,却有所忽略,尚待开掘。为总结成绩,指明缺失,现从江藩的生平考证和著述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研究、《国朝宋学渊源记》与其他著作研究等三个方面对江藩研究做一次系统的梳理。

范长江报告文学创作成功原因探析

范长江具有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具备的各种素质：曲折复杂的经历和丰富的知识积累，使他具有了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不断进步的思想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反映国家和民族的焦点问题；诚实的品格和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使他具有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调查和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也使他能说真话，反映国家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就是范长江报告文学创作成功的原因。

江藩文学成就发微——“扬州学派”文学成就研究之一

关于江藩的文学成就,至今尚无专文论述;对于“扬州学派”的文学成就,迄今亦无充分的认识。本文从诗、词、文、赋等方面对江藩的文学成就作了全面考察,指出其总体风格是清疏俊朗,并就其为人秉性以及学术成就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作了揭示。由此,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扬州学派”的文学成就提供了一大有力的支撑。

从《汉江临泛》看王维诗歌的画意

王维的人生经历与其诗风、画风之间的转变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兼画家，他在创作诗歌时又善于借鉴绘画的某些形式和技巧；《汉江临泛》一诗从线条、色彩、构图诸方面具体体现了王维后期诗歌中的水墨山水意境，表现出诗人融画入诗的高超才能。

时政世态、风土名物的折射——江藩《舟车闻见录》新探及补遗

《舟车闻见录》是江藩在行旅途中陆续写成的,写作时间晚至道光二年(1822)。书稿初成时有十卷,后有增补,今仅存四卷,共收文164篇,另可辑得佚文45篇。《舟车闻见录》的版本有清抄本两种,至1948年才有上海合众图书馆石印本。《舟车闻见录》内容博杂,涉及朝章国故、部族属国、人物传记、庙宇器物、草木鸟兽等;价值丰富,表现在反映国政民情、记录草木名物、印证思想行迹、辑存史料文献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文化意义。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石门汤泉旅游业发展迟缓的症结与出路

石门汤泉发展旅游业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近年来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是省属疗养院占据优越的位置而条件十分落后、规划滞后、发展意识淡漠、宣传力度不够,解决的思路是协调省县关系、科学规划小城镇、提高服务意识和知名度等。

用新闻维护人民的知情权

用新闻维护人民的知情权,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记者的品格,二是媒体的品格,三是当政的品格。一个记者的维权要过五关斩六将,因而需要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勇气和献身精神。在这方面范长江以他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作出了光辉的表率。

论江藩与徽学之关系

近代以来,关于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研究,有所谓"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的争议。江藩是乾嘉汉学的中坚人物,有人依据师承关系,称之为"吴派后劲";或据其自署地望,谓之"扬州学派精英";或溯源其祖籍,而归之于"皖派后学",故今日学界难置其位。因此,在讨论江氏归属哪一种学派时,不免产生"三派分立是否成立"的质疑。而这一质疑的深入,也会涉及到清代学术研究的其他问题。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书,是他的《文心雕龙注》的前身。《文心雕龙注》流传颇广,《文心雕龙讲疏》则知者甚少。从内容上看,《注》比《讲疏》丰富,注释的条数和内容增加,《讲疏》中已有的各篇下面的参考文字,在《注》中又颇多调整、增益;从体例上看,《讲疏》与《注》基本相同,只是注文安排地位有变化,《讲疏》的注文分插在各篇分段下面,《注》则注文与原文分列。《讲疏》卷首原有梁启超序文、范氏自序各一篇,其中梁启超序文未被收入《饮冰室文集》,亦未载入《文心雕龙注》,为世所罕见,具有参考价值。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指瑕

《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时代背景下,因教学活动之急需而撰写的,其出版又与中共地下活动有关,匆忙之际自然难以顾及体例的完备和内容的完善,以致留下诸多问题及不足之处。具体而言,其书不仅正文、注文有问题,而且附录也有问题;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黄注、黄札承袭过多,正文失校失注现象普遍,少量校注讹误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