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词臣北朝客”——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公元6世纪末叶,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的两次政治军事斗争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其中,柳!等后梁文人的入关,继王褒、庾信等人之后再次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优势地位,成为南北文学合流的重要一环。而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参与学术文化活动,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江总则以其南北流寓的悲剧命运、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成为六朝文人在后代的典型记忆。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运动,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

“江总宅”意蕴论析

江总历梁、陈、隋三代,他因"狎客"之名和身仕三朝的经历在后世饱受争议;也因遭逢乱世阅尽沧桑为后人所喟叹。后世诗人咏及江总,常以其宅邸为凭吊对象,"江总宅"成为意蕴丰富的诗歌意象。"江总宅"作为文人庭院的代表,是优雅闲适、诗酒风流的文人生活的象征。另一方面,它又饱含了感慨时空转换、世事沧桑的深沉意蕴。与其他历史遗迹相比,"江总宅"融合了江总的身世行迹,突出了个体身处巨大的世事变迁中的渺小与无奈,极易引发身处易代之际的后世文人的强烈共鸣,是其六朝情结的突出表现。

江总生平与佛教关系考述

文章考察了梁陈文人江总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列述了他一生中交往的高僧和所经历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江家祖上崇佛,相交文人也多有好佛者。江总从惠布为师,二受菩萨戒。又咨问智文、慧乘,为惠勇、法朗、琼法师作碑志,又代群臣作忏文为梁武帝赎身。

侧艳与悲凉交织的诗歌旋律——江总诗歌研究

诗人江总一生历经梁、陈、隋三朝,他身居高位却不理朝政,其人其诗都颇受争议。江总擅长五言、七言诗的创作,在其现存的百余首诗中,呈现出一种侧艳与悲凉相互交织的风格。梁、陈以来动荡的形势、末世的情结在文人心中投下的阴影是形成江总诗风的主要原因。

江总年谱及作品纪年

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今河南兰考)。历经梁、陈、隋三朝,身居高位却不婴庶务,佞信佛释却为"狎客"。江总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被称为一代"文学辞宗"。考其年谱及诗文纪年,对研究江总思想与诗文创作以及陈代诗歌创作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江总的佛教信仰及其文学表现

南朝江总被称为"一代辞宗"。南朝佛学之兴盛、帝王之殷情佛法、家族之好佛思想的影响等众多因素玉成了江总的好佛倾向。在佛教思想影响下,江总佛释诗写景与佛理互相融释,显示出幽静舒缓的气韵。对江总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有助于对南朝士族既信仰佛释又重声色之矛盾行为提供研究借鉴。

宋元明白话小说对《补江总白猿传》的因袭与突破

中国古代“猿窃妇人”类故事题材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成熟文本——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其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后世同一题材的再创作确立了叙事结构及非嘲谑主题。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汲取了它的结构,更新了它的主题与情节,并成为由唐至明演变与接受过程的中介。最终,瞿佑的《申阳洞记》承袭了《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细节描写与语言风格,并在思想观念上加以改造,进而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突破,对“猿窃妇人”题材的丰富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

江总宫体诗在情感、声律、意境上的突破和创新——与南朝宫体诗对比

宫体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特殊的一环,以体物为特色,风格轻艳,立意浅而繁,缺乏真情实感。江总作为梁陈时期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歌创作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是对南朝宫体诗的突破和创新。具体表现为:一是诗歌中代入了作者的情感体验,产生了哀感顽艳的抒情效果;二是诗人大力创作七言诗,诗歌格律渐趋完备,形成了流丽妩媚的艺术风格;三是诗歌中强烈的生命意识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论江总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在中国诗歌史上,唐诗犹如一道灿烂绚丽的烟花,辉耀古今。然而,如果没有南朝梁陈诗人的努力,汉魏时期古朴质实的诗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一跃而为唐诗的圆美流转、音调流丽的。所以,对唐诗乃至整个古典诗歌的发展来说,梁陈诗人的创作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梁陈时期重要的“一代辞宗”——江总来说,他的七言歌行格律已趋于成熟,风格流丽妩媚,还创造了许多新鲜动人的意境,在题材、意境、语言等方面影响了唐代诗人的创作。

析蒋介石政权建立过程中的李宗仁

李宗仁在蒋介石政权建立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策动蒋介石清党分共,诱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冯玉祥倒向蒋介石,积极促成宁、汉合流,使蒋介石政权走上统一。

黄宗羲与清代藏书楼

黄宗羲抱负内圣外王之学,却遭际乱世,才能不获施展,无法康济斯民,平生所学只能寄托于残编断简之中。黄宗羲又叠遭丧乱,所藏书籍散落流失,保存无多。为了著书立说,延续文脉,黄宗羲遍访藏书之家,钱谦益的绛云楼、祁彪佳的澹生堂、徐乾学的传是楼皆是他时常登临之所。这些藏书楼均为黄宗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故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论述与阐扬。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对杨宗濂家族的考察

在近代大动荡时期中,杨宗濂家族从经济史、文化史上看,都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政治史上看,却往往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充分显示了历史的复杂性。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后主狎客,江总居首”成因探析

史料对江总的记载极为简略,大都简单地将陈朝的覆灭归于江总,致使后人对其“狎客”身份的认识有所偏颇。从家族环境、社会风气及政治背景3方面分析江总成为“狎客”的原因,以期世人对其有更加客观的认识。

侧艳与悲凉交织的诗歌旋律——江总诗歌研究

诗人江总一生历经梁、陈、隋三朝,他身居高位却不理朝政,其人其诗都颇受争议。江总擅长五言、七言诗的创作。在其现存的百余首诗中,呈现出一种侧艳与悲凉相互交织的风格。梁、陈以来动荡的形势、末世的情结在文人心中投下的阴影是形成江总诗风的主要原因。

四库所收江永著述十六种提要补论

清代著名学者江永,一生蛰居乡里,以教学与著述为事业。《四库全书》收入其著作十六种,对其评价也颇为中肯而公允。今摘录出《总目》中的相关文字加以补充和说明,借以考察江氏学术与时代学风的关系,及其开创'皖派'汉学与引领乾嘉考据学风。

“江总现象”:唐宋文学批评的碰撞与转折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作家的评价往往会产生落差,江总即是典型的例子。南北朝至唐代,他的作品被普遍接受,备受尊崇,而到了两宋时期,他的评价一落千丈,遭受大量负面批评,文学成就被刻意淡化。与之境况相似的,还有司马相如、曹植、陆机等人,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江总现象"。其所涉及的作家具有以下共性:属于上层社会的文学集团领袖,享有盛誉;在道德上与传统儒家观念背离,遭受非议;创作上重视词采,崇尚典丽。"江总现象"的出现,与唐宋审美意识的转变相关,也是唐宋道德评价的侧重不同所致,更与科举取士方式的变革有一定联系。它体现了宋人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的独特接受过程,标志着宋代文学批评对传统儒家诗教观的强化,是考察中国古代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型的重要窗口。

南朝江总山水自然之“康乐体”——以《〈游摄山栖霞寺诗〉并序》为例

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新局面,对后代文人山水诗有着重大的影响。历时1 60年后,南朝陈代重要文人江总在宫体诗盛行之时仍学"康乐之体"书写了大量的自然山水之作。随着诗学在南朝的发展,江总自然山水之"康乐体"对谢灵运有着鲜明的继承,但更有超越。江总将目光从宫廷转向山水、佛寺、庭院等自然风光,注重对景物细节的描写,刻画清新小巧的景致,在幽静、清冷的意境中以释对山水,蕴含淡雅、清幽的悲思。远离尘扰,在自然山水中抒发情思与人生感悟,而诗尾往往回归佛理,使六朝诗学实现了从"以玄对山水"到"以释对山水"的转变,为唐代实现"以禅对山水"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