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簪记》与昆剧小全本的建构

有别于其他昆剧经典的命运,《玉簪记》问世后不久即遭遇各种“差评”,且一直持续到近代,批评者中不乏像吕天成、祁彪佳、李渔和吴梅等著名曲家。他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质疑作品人物、剧情不合理;二是指责其声律存在问题。然而,备受訾议的《玉簪记》,舞台演出却深受各阶层观众的喜爱与欢迎,并被成功改编为小全本戏。《玉簪记》的历史演变及演出经验,甚至存在的问题,对于今天昆剧小全本的建构具有诸多启迪。

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悲剧美学阐释

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是一部少见的优秀悲剧作品。剧作主人公何文秀的命运与贪官污吏横行的明中后期社会现状密切相关,剧中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悲剧色彩,冤案的发生是社会现实驱使下的必然现象。在悲剧人物的塑造上,作者有意识地赋予人物形象多元复杂的一面,使得人物性格开始趋向真实、立体。与西方悲剧不同,该剧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戏曲悲剧,体现了我国传统以“中和”为美的审美意趣。

论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

白先勇在青春版《牡丹亭》与新版《玉簪记》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其目标是"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核心是"古典为体,现代为用"。"昆曲新美学"主导下的几部作品,体现了很高的制作水准,获得官方与学界盛赞的同时,也引发了戏迷的质疑。本文从白先勇"昆曲新美学"的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着手,结合多方观点分析后认为,"昆曲新美学"是一种创作观念,而不是新的昆曲美学,如果要提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它,可以视为一种舞台美学,不仅适用于昆曲,也适用于其他戏曲剧种。

且将佛场作情场——论《玉簪记》艺术构思的审美价值

《玉簪记》的艺术构思可谓匠心独具,那就是作者有意将佛场作了情场,描写了女道士陈妙常的爱情故事,从而生发出动人的喜剧效果和丰富的思想意义,由此赋予了这一构思以独特的审美价值:即对宗教的禁欲主义作了颠覆性的批判;展示了清规戒律下人性的真实与丰富;表达了女性自主选择爱情的要求;宣告了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

《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下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人文思想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系列反封建传统的新女性形象,从人性和人的价值角度探寻女性的处境和命运,为女性提出了作为“人”的生命欲求,呼唤人性的解放。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是他们人文关怀的最伟大、最集中的体现。

宁夏秦腔经典剧《玉凤簪》流变考论

秦腔经典剧《玉凤簪》的故事雏形源于清康熙年间发生于宁夏府的一起的凶杀案,陕西、甘肃等地的秦腔班社据此案以及民间传说将其改编为剧本上演,受到观众喜爱。秦腔《玉凤簪》在宁夏搬演的时间较晚,但该剧在宁夏流变最为丰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被改编为《康熙访宁夏》,同时被越剧、京剧移植,在北京、上海等戏曲中心城市演出,产生了轰动。随着"文革"的开始,该戏及编剧被"打倒"。"文革"结束后,《玉凤簪》获得平反,被重新改编上演。剧本在改编中染有时代的风潮变化和民族地区的艺术特色。因此,考论该剧流变之意义不仅是对一部经典秦腔剧演出与改编历程的梳理,其意义还在于通过该剧的命运,折射出秦腔及中国戏曲一个多世纪的跌宕发展。

江西南昌交大明墓出土部分金玉器特征研究

本文运用宝石学和物理镨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肉眼和宝石显微镜观察、红外吸收光谱、激光拉曼光谱、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和贵金属含量检测仪等大型仪器测试,对江西南昌市新建县华东交通大学校园内发掘出土的一件玉圭、两组玉组佩、五枚金镶宝玉石戒指和一枚金钗的材质成分作了科学鉴定。鉴定结果表明两种玉器的玉质成分是软玉,戒指的戒面有绿松石、蓝宝石和尖晶石,金钗的黄金含量为96.75%,而戒指金托的黄金含量仅为78.24%。从而提高了出土金玉器研究的科技含量。

从龙山文化四种玉器的文化传统看濮阳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出现了一些高档次的、大型的玉器.其中许多不具有山东地区的文化传统.如临朐西朱封2件玉笄,不是龙山文化的作品,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作品,辗转传入到山东地区.日照两城镇玉圭,是一件改制品,原件也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作品,后传入山东地区.在鲁东南与胶东地区发现的8件牙璋,都不是龙山文化的作品,是中原地区在公元前1850～公元前1610年之间的作品,在鲁东南与胶东地区的埋葬年代可能在龙山文化之后.五莲丹土1件玉琮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的作品.这些精致的玉器传入山东地区,可能是在夏代前期至夏代末期分批次传入的.这些现象可能隐含着夏文化、夏部族与东夷文化、东夷部族之间的某种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原与山东地区的文化交流,自然与濮阳地区有关系,期待着濮阳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的重要发现.

《玉簪记》创作探考

《玉簪记》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喜剧作品,它的创作时间、创作蓝本等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文章通过对明清戏曲选本的分析研究,认为剧本以《古今女史》为基础,同时吸收了话本《张于湖传》中的情节创作而成,在《玉簪记》通行本之前有青阳腔本,陈妙常形象经历了从尼姑到道姑的转变。

题图文学中的“三棱镜”——以《断钗图》及其题咏为例

清代后期江南文人们群起题咏《断钗图》,源于武进才子汤贻汾为其母杨氏绘此图后发起的广泛征诗,亦感于汤氏家族三世殉国、一门忠义的情事。《断钗图》与其题咏如同一个小"三棱镜",能同时映射出清代题图文学、家族文学、女性文学三个不同研究范畴内的"景色";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互动与再生产关系,诗画合作也产生了更强的传播效果和艺术生产力。

As a Cultural and Spiritual Homeland:Pai Hsien-yung and His Kunqu Peony Pavilion:The Young Lovers’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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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濂《玉簪记》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明人高濂的《玉簪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剧，道姑陈妙常青春觉醒和大胆追求爱情的勇敢精神，有着反对宗教禁欲、要求人性解放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晚明婚姻嬗变中女性意识的增强．与晚明反对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一脉相承。

浅论《玉簪记》对《西厢记》的承继与发展

《玉簪记》对《西厢记》的承继是多方面的 ,但这丝毫无损于《玉簪记》的独特价值。文章从爱情故事的时代特征、寺院道观展示的不同画面和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质等方面分析《玉簪记》的独到之处 ,以展现它对《西厢记》

论《玉簪记》的“西厢行径”

《玉簪记》中,高濂借剧中主要人物之口提出"西厢行径"的说法。高濂笔下的"西厢行径",表现为在情节上多所取材《西厢记》,在精神上也与其一脉相承。然而高濂又在结构和人物形象方面反《西厢记》而行,使《玉簪记》形成别具一格的"西厢行径",从而取得了成功。后世对《西厢记》的改编和模仿之作甚多,它们的成功与失败也与对"西厢行径"的处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玉簪记》及其以后的众多创作启示我们:继承但不照搬,有自我独创之处,才是走"西厢行径"的明路。

试析《玉簪记·追别》的创作特色

《玉簪记》继承了《西厢记》里表达封建社会男女青年的爱情主题,写作上也以优美文笔著称,二者各有优势。但是《玉簪记》作为明传奇的奇葩,具有独特的创作特色。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两篇中的"送别"画面,分析《玉簪记》的创作特色。

张于湖在《玉簪记》中的形象和作用

高濂的传奇《玉簪记》在晚明时期十分盛行,至今也在舞台搬演脱胎于《玉簪记》的《琴挑》《秋江》等戏曲。故事经历了笔记体小说《古今女史》、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和小说《张于湖传》,张于湖的地位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在《玉簪记》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形象特征,意义非凡。

《玉簪记》中的爱情心理探究——《玉簪记》研究之二

《玉簪记》作为中国古典戏曲名著在戏曲舞台上长演不衰,深受广大观众喜爱。潘必正与陈妙常挣脱了封建礼教沉重的镣铐,撕破了吃人宗教虚伪的外衣,最终争取到了自己的爱情。然而,潘、陈的爱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初次见面,互相爱慕,到突破心理防线,获得爱情自由,他们的爱情发展不仅有一条外在线索,更有一条贯穿全剧的心理线索。

博雅玄远 自成玉簪——关于高濂《玉簪记》中“花”意象的卓异别趣

以明人高濂《玉簪记》中的花姿意象为分析文本,对剧中所涉及的花的意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渐次梳理花姿意象不仅是作品中男女主人公身心寄托的凭借,更对剧本主旨的表现起到重要作用。

论明传奇《玉簪记》的喜剧性

作为赞誉才子佳人爱情的剧作,《玉簪记》在设置上注重同类人物不同性格之间造成的矛盾冲突,利用丑角、净角的插科打诨来调节场上气氛,制造喜剧效果,利用巧合的编排来刻画人物性格、促进情感的递进并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从而使整个剧作充满喜剧色彩,时至今日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