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神谕研究(公元前3000年至前1550年)——基于原始文献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双重考略

神谕仪式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文明的宗教活动。然而,直至古埃及文明诞生约1500年后的新王国时期才出现有关神谕仪式的直接记录。新王国的神谕仪式所呈现出的高度完善化且制度化特征,引发了学术界对古埃及神谕起源的争论。新王国以前的文献史料能够反映神谕实践的部分表征,但不能作为证明神谕存在的直接证据,须辩证看待。早期神权与王权观念决定了神谕在当时属于“隐性文化”,故未被主流叙事所记录。阿蒙神崇拜的兴起、仪式时空单元的构建以及神权与王权观念的演变最终导致神谕由“隐性文化”转变成为“显性文化”。

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例

一个集体、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总是因文化而聚集。我们的自我身份总是在文化记忆中生成的。正是通过对一个分享的过去的记忆,"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我"和"我们"的身份由那些彼此分享的经验和文化记忆所界定。记忆不只是保持信息的手段,它是一种能够形成文化身份的势与力,它使拥有某种文化记忆的人、群体和民族能创造性地应对日常挑战和变化。文化记忆是建立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创新和文化再生产的场所。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探微

近年来,文化记忆的概念及其载体的研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文化记忆”最初由德国文化学家扬·阿斯曼提出,他将记忆话语拉入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从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表述记忆的文化与认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释文化记忆的建构理论。为厘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概念,拟从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检视文化记忆的理论内涵,不仅展现了文化记忆所蕴含的深厚时空,见证文化记忆“空间上永不枯竭的视觉爆发力”与“时间上不会减弱的持续能力”,阐释文化记忆于时空穿梭之中的治愈力;同时,以文化记忆的空间重归与时间重构为切入点,勾画出文化记忆时空建构的动态过程,破解记忆的意义符码,以此探微文化记忆理论的实质与意义。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