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中朝关系逐渐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变。2010年以来朝鲜半岛发生的多次争议事件导致局势不稳加剧,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及中朝双边关系面临微妙形势。分析当前中国对朝外交新形势,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调整对朝政策:承担必要责任,摆脱被动牵制;撬动对朝"杠杆",发挥主动影响;遵循务实原则,谋求国家利益;理解对方关切,保持传统友谊,从而实现中朝关系长远而健康的发展。

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变化特征探析

朝鲜的对外经济政策虽然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框架,但是在不同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其表现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了对外贸易政策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朝鲜不仅进行了对外贸易机构改革和贸易秩序整顿,而且还设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进入21世纪后,突出表现在经济特区的扩大和升级,朝韩经贸合作开始启动,以及中朝经贸合作进一步升级和朝韩经贸合作面临危机。

近期朝鲜经济发展变化及中韩的作用

朝鲜自2002年7月开始实行经济管理调整措施以来已经历了五个年头,此间在经济发展政策上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总体政策上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经济上出现了恢复性的好转,可是,短期内还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困难局面。中韩两国均是朝鲜的近邻,目前都与朝鲜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为缓解朝鲜的经济困难给予了较多的支援,对朝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今后的作用会愈来愈明显。

朝鲜经济政策的变化对长吉图通道建设的影响

在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及长吉图先导区建设过程中,对外通道建设一直是合作发展的关键节点和制约因素。长期以来,对外通道建设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制于外部政策环境的制约。但2010年以来,特别是金正日当年两次访华以来,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尚有不确定性的一面,但我们只要抓住其确定性的一面,并在条约、制度及资金等保障措施上锁定这一确定性,将有利于中朝合作加快长吉图先导区对外通道的建设与发展。

金正恩时代朝鲜的经济改善政策及其评价

2012年起朝鲜正式步入金正恩时代,为改善民生问题,金正恩于2013年3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向企业推行了以"经营权下放"和"按劳分配原则"为核心的"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向农场实施了"分组管理制"下的"包田担当制",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和管理的主人翁,从而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积极谋划对外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于2013年11月和2014年7月在与我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和朝鲜沿海地区建立了19个经济开发区。其结果,带来了工人、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的由"点"向"线"扩展的新格局,说明金正恩式经济改善措施正式拉开了序幕。不过朝鲜今后还将面临着计划、价格、财政和金融等综合性配套改革问题,以及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将19个经济开发区引向全面成功等难关,金正恩时代的朝鲜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

“先军政治”及其对朝鲜外交的影响

金日成主席去世后,金正日成为朝鲜第二代领导人。在金正日领导体制确立后,朝鲜根据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时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周边安全的考虑,确立了"先军政治"路线,此后,"先军政治"就成为朝鲜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与核心。鉴于此,需要对朝鲜"先军政治"路线推行的时代背景、历史原因及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先军政治"作为朝鲜内政外交的基本战略,是其对内、对外政策的核心,今后将继续作为朝鲜国家的指导思想并会长期存在,其对朝鲜外交走向影响深远。

冷战结束后韩国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范式

范式分析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政府对外决策的思维方式。具体到朝鲜半岛,韩朝关系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伴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巨大变迁而跌宕起伏。对韩朝两国来说,实现民族统一是双方努力追求的核心目标。冷战结束后,韩国在韩朝博弈格局中日益发挥着主导作用,韩国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由于执政势力的政治理念差异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塑造了不同的韩朝关系面貌。迄今,没有一种范式能够彻底解决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的和平问题和统一问题,也未能从根本上缓和双方的对立与紧张局面。

中美对朝政策中的共识和分歧及前景展望

伴随着朝鲜"双弹"齐射的核危机升级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强力制裁决议的实行,朝鲜半岛局势又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中方倡导的"制裁是必要手段,维稳是当务之急,谈判是根本之道"如何实现,奥巴马政府能否把握重新评估朝核问题及对朝政策的良好契机,中美怎样开展合作解决朝鲜核问题这一"跨世纪的难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期待。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在朝鲜半岛上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同,决定了两国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呈现出共识与分歧共存的态势。共识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防扩散、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分歧则在于战略目标优先性、解决朝核问题的途径、对朝鲜政权的态度、责任区分等不同。因此,中美间应该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防扩散进程、重启六方会谈、推动朝鲜经济开放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加强沟通、协调合作。但要充分认识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到互利共赢。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

本文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点,探讨了特朗普上任之后中美关系呈现的变化和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并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了展望。"美国优先"是特朗普内政和外交战略的总原则。从目前看,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不确定性,但其战略意图又是明确的。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呈现务实的交易风格,让位并服务于美国内政,追求"低投入、高收益",将减少对国际事务的投入,要求盟国更多分担国际义务,并可能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在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将延续"新常态",并出现新的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具体化的特征,中美关系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朝核问题将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及其现实意义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韩国总统金大中顺应历史潮流对朝实施"阳光政策",并取得良好效果。金大中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张,将朝鲜视为共存、共荣的对象,而非推翻的对象,反对吸收统一。卢武铉总统继承和发扬了"阳光政策",朝韩关系进一步改善。金大中、卢武铉两位总统在任期间,朝韩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朴槿惠当选总统以后,抱着冷战思维,对朝实施强硬政策。尤其是朴槿惠政府在2016年利用各种外交等手腕竭力封锁、围堵和打压朝鲜,企图窒息朝鲜的生存空间,诱使朝鲜发生韩国期望的那种"变化",在韩国的主导下实现半岛统一。朴槿惠时期的对朝政策使朝韩关系陷入危机,并几近战争的边缘。面对当前朝韩关系的困局,韩国新当选的文在寅总统及其政府应重温金大中"阳光政策"的理念,吸取其精神实质,借鉴其经验,如韩国不应损害朝鲜,决不搞吸收统一;在处理对朝关系时实行政治与经济、政府和民间适当分开的原则等。只有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才能累积信任,这才是打破朝韩僵局、解决半岛问题的根本出路。

欧盟亚太外交中的朝鲜半岛政策

1991年12月9日《欧洲联盟条约》签署后,欧洲联盟国家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追求政治一体化,即欧洲联盟国家应以国家联盟共同体的方式,用一种声音说话。由于欧盟成员国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对外关系中的各自特点和差异,欧盟在对外政策上要完全用一个声音说话,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也会受到成员国各种因素的制约。欧盟对朝鲜半岛政策从奉行接触到积极介入以及其中的起伏变化,多少能够看出欧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相对模糊与迟缓。

朝日“绑架问题”上的日本外交方针分析

朝日"绑架问题"历经小泉内阁、安倍内阁、福田内阁,已成为朝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悬案之一。针对日益僵化的"绑架问题",小泉内阁以"绑架问题不解决,日朝邦交不会正常化"为基本原则,回避历史问题,企图完全以"对话和压力"的外交方针来解决"绑架问题"。而安倍内阁则继承和"发扬"小泉的上述方针,一味地强调以"压力"来解决"绑架问题"。福田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多次表示一揽子解决日朝间的历史问题和"绑架问题"的意愿。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

文在寅执政后,继承了进步政府对朝鲜和解理念,试图通过调整其北方政策化解韩朝关系危机,防止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为此,韩国政府通过"柏林构想"释放对朝善意,制定出改善南北关系的蓝图,以完善对朝政策体系。在实现半岛无核化过程中,韩国对朝政策及南北关系始终受美国制约。因此,韩美朝关系是影响半岛局势走向的关键。展望未来,朝鲜半岛局势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将出现三种不同的演变路径:一是朝鲜弃核促使半岛局势缓和;二是美国施压导致半岛局势紧张;三是韩美施压致使半岛秩序重构。

美国意识形态中的朝鲜:后冷战时代的知觉与议题

围绕核争执,美国对朝鲜的意识形态认知历经了三次转换,即"无赖国家说"、"邪恶轴心说"和"失败国家说"。难以协调的价值认同是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结构性障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人权问题和政权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是困扰和迟滞美朝关系发展的症结。相对固化和稳定的意识形态信仰,使美朝之间相互敌视和冲突的认知变量难以发生质变。只有设立共同目标,探讨共同规范,遵守共同规则,最终克服心理错觉,才能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

尹锡悦政府时期半岛局势走向与中韩合作紧迫性

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后对朝政策以施压为主,与美国对朝政策越来越趋同。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新的紧张与韩美两国对朝政策密不可分。中俄两国明确反对一味对朝施压。各方当务之急在于积极利用相关国家政策中的对话动力,积极营造氛围推进合作,同时有效遏制消极因素,减少对抗,否则半岛局势有可能发生更大震荡。中韩作为半岛局势攸关方和当事国,可通过积极合作稳定半岛局势,并积极推动相关问题解决。中韩两国需加强多层面沟通与交流,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阻止东北亚地区走向阵营化与新冷战化的趋势。

以谈促变: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回顾与评估

克林顿政府在处理朝鲜核与导弹问题上采取了接触包容、以谈促变的政策,其对朝政策实施效果可谓得失参半。虽然暂时冻结了朝鲜的核与导弹发展、初步改善了几度紧张的美朝关系,但是,由于对朝战略判断失准、国内政治因素牵制,不仅没有根本解决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美朝关系正常化也未能实现。总体而言,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只是取得了可以逆转的有限成功。不过,这些成功经验却值得奥巴马殷鉴。

论美朝首脑会晤后日本对朝政策的困境与走向

2018年6月12日,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特金会"。这为日朝关系改善带来契机,但日本对朝政策转变存在诸多困难。首先,"特金会"后,有关"半岛无核化"的博弈仍在继续,美朝双边关系存在诸多变数。其次,后冷战时代,日本一直将朝鲜"威胁"作为日美同盟存续及国内推进修改"和平宪法"的主要依据。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并不愿与朝鲜和解。最后,日朝双方关于"绑架问题"的分歧严重影响着日朝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总之,日本对朝政策在安倍晋三连任后仍难有实质性突破。

国家自主性与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

文在寅执政后,韩国对朝鲜实施双轨与二元相结合的政策,力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朝鲜弃核和由其主导统一半岛的双重目标。同时,为了应对朝核威胁,韩国在巩固美韩同盟之时也不断提升自主防卫能力。文在寅政府在对朝政策中强调韩国自主,这与朝鲜和美国产生了矛盾,导致其政策无法实施,更不用说实现预期目标,这就是韩国的国家自主性困境。这一困境的产生源于韩国边缘地带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韩国的国内政治生态环境及其主导下的统一外交也是重要因素。要解决这一困境,韩国必须终止美韩同盟,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另外,韩国应该摈弃吸收统一的对朝政策,在真心承认对方合法性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真诚而长期的和平共处。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朝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成为世界两大强国,面对如何划分势力范围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朝鲜半岛成为美苏对峙的前沿阵地。美国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届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变化,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既有美国内部的原因,也有苏联、中国、朝鲜等外部因素,本文试简要论述这一时期美国对朝鲜政策变化的原因。

冷战时期朝鲜的对韩政策及北南关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逐渐发展成为冷战。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朝韩关系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一波三折。双方由最初的对峙到后来出台了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由于双方存在的严重的不信任和祖国统一方案中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朝韩关系都是在曲折中发展,特别是朝韩双方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深深的国际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