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型:概念框架、日本经验与启示

[目的/意义]本文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视角把握后发经济体摆脱“追赶—落后—追赶”路径依赖,实现赶超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型的关系,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有效抓住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机遇、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供依据和思路。[方法/过程]首先,构建技术—经济范式赶超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概念框架;然后,分析日本促进技术—经济范式超越追赶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向;最后,辨析当前中国与日本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面临的情境异同,指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型的方向。[结果/结论]“导入期”和“转折期”是后发经济体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超越追赶中的关键进程,需要国家创新体系给予有效的制度、组织及资源支持。日本经验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转型有4点启示:兼顾范式追赶和范式引领两个有着本质性差异的目标,重视但不拘泥于突破核心关键技术,重点围绕潜在优势产业布局及一体化政策配套转型,以及着重思考如何借助海外投资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级。

全球共有事务中的国家主权规制研究——基于对日本核污水排放问题的分析

日本政府罔顾国际环境法相关规定,将核污水直接排放入海,是对国际环境法体系的公然挑衅和破坏。国际环境法体系却无力对这一国家行为进行强有力的规制,由此暴露出国际环境法对主权国家行为规制无力的问题。国际法体系具有长久的国家意思自治传统,“弱规制”本是国际法的基本特点之一,但是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水的行为,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际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及规制不力的严峻后果。国际环境法具有与其他国际法领域截然不同的特性,国际环境问题的治理是“全球共有事务”,对国际环境问题的治理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穿透绝对主权的“神圣性”,国际环境法必须谋求对国家主权更为有力的约束。

日本家庭结构变动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结构通过直接作用于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来影响人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局。基于历次国势调查数据资料,全面描述了1960—2020年日本家庭结构变迁的总体状况及突出特点,系统分析了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对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日本家庭户总量持续扩大的同时,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是核心家庭稳定、直系家庭衰落与单人户崛起;核心家庭变动的总体特征是标准核心家庭萎缩、夫妻核心家庭扩张与缺损核心家庭微增。研究认为:日本家庭结构变动的多元驱动力主要包括少子老龄化、经济发展停滞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家”制度崩溃与家庭关系平等化、单身风潮与女性思想解放等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诱因;日本家庭结构变迁对其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俄国对日安全认知的演变及竞争战略的调整——以迫日还辽政策出台为中心的考察

迫日还辽是关涉俄帝国核心利益且产生深远影响的复杂外交事件,俄国对日本安全认知的演变是迫日还辽政策出台的关键性变量。对俄国而言,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从“并不是理想的大陆邻居”升级为“危险的邻居”,最后成为“不得不十分关注的邻居”,俄国对日本安全认知的深化反映出日本对俄国威胁的不断加深,迫日还辽政策应运出台。俄国对日认知形塑其对日外交行为,意味着俄国从以大国竞争为主、地缘竞争为辅的战略框架转向以地缘竞争为主、大国竞争为辅。短期来看,迫日还辽缓解俄国的地缘压力,符合特定条件下的国家安全需要。从长期看,强势凌厉的战略布局背后体现俄国对霸权可能衰落的焦虑和维持霸权能力的不自信,暴露出地缘竞争的脆弱和战略调整的乏力。

1990—2003年日本海外派兵法的演进

冷战结束后,日本为摆脱战后“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的法律束缚,在强化日美同盟、配合联合国发挥国际作用等招牌下,采用偷梁换柱手法,先后制定了《国际和平合作法》《反恐特别措施法》《援助伊拉克特别措施法》,为其海外派兵提供法律依据。这三个特别法的制定及其海外派兵的实现表明,战后日本宪法的基础及其和平发展理念已经发生动摇,未来日本的走向值得密切关注。

日本防卫费的演变、现实及可能后果

二战后日本防卫费历经了快速增长、稳步增长、企稳略降及连年增长的四个阶段。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了未来五年内实现防卫费大幅增加的政策方针。在日本国内,主张大幅增加防卫费的理由主要包括预防周边“有事”、发展反击能力、增强研发能力与加强继战能力。朝野政党及社会围绕新增防卫费的财政来源与用途展开了激烈的政策论争,各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日本政府拟通过大幅增加防卫费,加速军事大国化进程,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将进一步加速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提升防卫力量建设水平、强化日美安保合作关系,以及损害地区安全局势稳定。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其启示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贯穿了整个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政府相关的农业政策、劳动力政策以及教育政策等的推动下,日本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该时期实现了成功的转移。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给我国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论学校体育在日本明治崛起中的作用

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了明治时期日本由封建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一过程中学校体育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学校体育是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军事预备教育的有效手段,也极大促进了日本国民体质的改善,因而是日本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为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以及实现国家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启示

本文截取1961年以后日本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时间段,研究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大历史事件对统计数据的干扰,从而得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960年以来日本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分别为1961年的79%和60%,符合直线变化规律。单位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从1961年的0.2060hm2/人上升至1.0870hm2/人,接近1961年的5倍,符合二次曲线变化规律。借助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耕地面积驱动力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造成的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面积扩大是耕地面积减少的根本原因;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也造成部分耕地退出耕作;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防灾减灾能力的增强,因自然灾害造成的耕地损失逐渐减少。增加耕地面积的诸因素中,土地开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其次为土地整理和复垦。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摒弃城市化进程中后期耕地流失会相应减少的观念;警惕加入WTO之后,农产品市场开放可能对粮食安全和我国耕地面积的影响;同时还要坚持耕地保护政策的持久性。

美国、日本、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比较与启示

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创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而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及创业条件等方面与美国、日本存在较大差距。基于美日两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我国高等院校的创业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出台激励政策和措施扶持学生创业,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生创业活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抗日战争期间 ,边区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的问题 ,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 ,边区展开了一个以增加粮食为主的垦荒运动 ,使劳动力更加显得不足。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对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 ,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 ;二是通过移民政策 ,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 ,同时把国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在对乡村农业劳动力进行整合时出现了曲折与反复 ,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 ,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 ,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成俗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时 ,国家政策就容易被民间社会所接受 ,推行起来就顺利的多。通过研究表明 ,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对建国以后农业以及农村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日本高等教育中的质量保障体制和市场力量

文章分析了市场力量下日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制的发展和变革,其中探讨了以分权和内省为导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评估体制的效能和影响、经济全球化时期高等教育在全球市场力量中的变革、集权化效能的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进行的外部评估被引进的可能性、质量保障体制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

中日排球后备人才培养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日排球后备人才培养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排球后备人才学校化的培养体制尚未建立,与此相关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竞赛制度及排球后备人才教练员培养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而日本较完善的排球后备人才培养管理体制,可为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我国排球后备人才培养管理体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日本劳动力不足问题及解决对策

从2005年开始,日本进入人口减少型社会。如何解决劳动力不足是日本面对的重要课题。劳动力不足问题将会制约整个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需要向老年人和女性以及外国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劳动力不足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雇佣惯例、提高雇佣质量、改革人才培养结构。

“波特五力分析”视阙下的日本香菇产业发展特点研究

以"波特五力分析"理论为基础,结合实地调研结果和相关文献、统计数据,研究了日本香菇产业发展特点。认为影响日本香菇产业发展的外部因素呈现菌种品质稳定、替代食用菌增加、进口产品减少、消费市场预期萎缩的发展趋势,内部因素呈现鲜香菇供给量增加、市场集中度提升和外资生产主体增加的发展特点。建议我国应加强菌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食用菌行业协会服务能力和加快开展工厂化生产技术研发。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中人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经济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日本经济腾飞中 ,人的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为劳动立法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重视教育 ,注重开发人力资源 ;增强企业凝聚力 ,激发人的活力 ;发扬勤劳精神 ,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些人的因素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合力作用下 。

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在“庚申年大讨伐”中的作用及其罪行

日军在延边地区进行的"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外务省所属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向日军提供有关朝鲜族反日运动方面的详细情报、直接为日军充当向导并单独进行"讨伐",又担负警备任务、从事"归顺者工作"等,对朝鲜民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领事馆警察机构同日本军部指挥下的日军一样,在对延边朝鲜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方面同样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

难以终结“战后”的日本

对于日本保守势力而言,自1945年二战结束直至今日,所谓"战后"时代似乎远未结束。日本政界人士通常认为,战后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依然从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束缚"和"困扰"着日本。日本之所以难于实现终结"战后"的梦想,一方面固然受日美同盟体制的有形"枷锁"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不愿认真坦诚地面对战败的历史,从而在精神上背负无形的沉重遗产,并时时受到亚洲邻国的严厉审视和拷问。

日本右翼势力的“解放战争史观”辨正

日俄战争并非正面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而是从反面使置身敌国的留日学子站在孙文一边;当年日本东京并非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参谋部,而是干涉和镇压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当年日本的诸多亚洲主义者并非为援助中国革命而来,而是怀揣趁乱取利甚至肢解中国之不可告人的目的介入中国事务的。当年日本侵略者炮制的“大东亚战争”一词,丝毫掩盖不了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也并非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功绩,而是东南亚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反抗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右翼势力围绕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兜售的“解放战争史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