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脉络、逻辑与影响

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演变脉络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调整,包含政策领域与政策路径等。在此过程中,日本突出东南亚外交的政治色彩并全面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各领域双边关系,在持续深化经济外交的基础上取得了经济合作机制化建设进展,且正致力于推动与部分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及其机制化建设,进而试图主导地区秩序构建。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国家战略转型、地区框架建构与大国关系互动3个层面。其中,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诉求与实施路径,始终对其东南亚外交起到规范作用;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既是地区框架建构进程的有效组成部分,又受其规范与制约;日本始终需要考虑美国、中国等大国因素,且美国因素是约束日本外交取向的首要因素。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国家间双边关系,为日本自身的国家战略转型提供路径支撑,但在地区层面上则导致东亚合作框架泛化、东盟中心地位弱化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不稳。

俄乌冲突下俄罗斯亚太外交政策新变化与新挑战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为应对美西方空前制裁和孤立,俄罗斯将“向东看”政策视为必需而非选项,其政策调整为:放弃与美西方缓和关系的努力,突出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寻找新的合作市场和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而非只看到外部环境对其国内资源造成的威胁;克服与欧洲合作产生的惯性,加快推动系统性措施;巩固与朝鲜、蒙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拉住印度;保持中俄关系的强大战略定力且平稳发展;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视东盟为优先的多边外交方向,加快布局亚太能源市场。未来俄罗斯亚太外交面临新挑战,任重道远。

袁世凯对日外交述论

袁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也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袁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而告终。

试论新世纪日本对东盟的外交政策

新世纪日本对东盟的外交政策,摆脱了经济外交的单一性,在发展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取得了区域合作的突破性进展,并加强与东盟的政治对话、安全合作以及军事交流,旨在主导亚洲经济一体化,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安全影响,并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一极,逐步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

朝日“绑架问题”上的日本外交方针分析

朝日"绑架问题"历经小泉内阁、安倍内阁、福田内阁,已成为朝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悬案之一。针对日益僵化的"绑架问题",小泉内阁以"绑架问题不解决,日朝邦交不会正常化"为基本原则,回避历史问题,企图完全以"对话和压力"的外交方针来解决"绑架问题"。而安倍内阁则继承和"发扬"小泉的上述方针,一味地强调以"压力"来解决"绑架问题"。福田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多次表示一揽子解决日朝间的历史问题和"绑架问题"的意愿。

论日本发展与东盟关系的外交策略

日本之所以能与东盟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是战后日本施展各种外交手段和策略的结果:首先通过战争赔偿和直接投资,打开东南亚市场,缓和与东盟的关系;其次以经济援助为武器,稳定日本经济市场,使东盟成为其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助选区”;再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东盟政策;以文化外交为手段,加强日本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与社会联系,使东盟成为其提高国际政治影响的“后院”;日本还积极参加国际政治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使东盟成为其谋求政治大国的起点。

甲午战争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

甲午战争后,日本民间为对抗美欧扩张在华权益而提出旨在与中国等亚洲国家间提携甚或结盟的亚洲主义论调,在其嬗变过程中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紧随局势变幻而频频翻新名称和言说;一是始终未变其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质,及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所不屑的边缘地位。

日本锁国新论

终江户一代,日本实施了锁国政策,但这种锁国并非常规理解的紧闭国门,拒绝与外界进行一切交流的锁国。事实上,日本不仅保持着与中国、荷兰、朝鲜等国的联系,而且通过中国人与荷兰人获得外部情报,并通过推广兰学接触西方科学成果。正是这种非常规的锁国,一方面维护了日本国内两百多年的和平与稳定,有效地阻止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维护了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将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选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7世纪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中的开放性

17世纪,中日在对外关系方面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史学界对这项政策具有的封闭性研究较多,却往往忽视了它所蕴涵的另一项特性--开放性。中国"闭关"政策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中外贸易,尤其是中日民间贸易屡禁不止,两国贸易往来事实上成为"公开的秘密"。日本"锁国"政策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德川幕府主动开放长崎一港,与外界进行交流。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所具有的开放性使中日文化交流的传统得以延续,并且使此期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与中日苏三国关系变化

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日苏三国关系随即也发生了变化。日本一方面对苏联采取谨慎政策,避免苏联"干涉"侵华,另一方面却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号,以换取西方国家的绥靖主义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对苏采取以攻为守的强硬政策。苏联则一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不干涉",避免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却控制及占领中国边疆地区扩大自己的防线,加强本国边防实力,进一步发展公开援华以牵制日本力量。可以看出30年代日苏关系矛盾焦点在中国,日本要独占中国防止苏联插手,而苏联要控制中国防止成为日本进攻的基地。当然中国也要利用日苏矛盾维护本国独立及领土完整。

试论日本的常任理事国战略及其前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便制定了常任理事国战略。但由于日本自身因素与国际环境的不成熟,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尽管如此,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决心并未改变。日本要想成为常任理事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修改联合国宪章;(2)认真反省历史问题。

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外交政策

东盟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最成功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之一。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基于东南亚地区政治、宗教、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彰显了东南亚国家谋求地区一体化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东盟作为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借助各种手段和途径谋求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

近代以来日本外交战略的三次转变及其原因

近代以来150年间日本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军事崛起到经济崛起,以及再到政治崛起的过程,并且为此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岛国的政治文化、内部指导思想固然是决定其战略转变的主要原因,而不可忽视的是东亚的国际环境亦成为日本对外决策的重要诱因。面对21世纪,军事失败与经济成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顺应东亚一体化的趋势,实现与亚洲各国的和解,积极、平等地推动地区合作,将是日本外交战略的现实选择。

东盟国家应对日本安倍政府印太战略研究

印太战略是日本安倍政府“积极的和平主义”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日美澳印”四国联盟是该战略的重要外交成果。随着印太战略的发展,东盟各国逐渐被纳入该战略之中,东盟各国对安倍政府倡导的印太战略的政策成为该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目前来看,在东盟国家中,越南、新加坡、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对该战略持欢迎支持立场;缅甸、马来西亚、老挝、菲律宾等国对该战略持观望态度;东盟组织对该战略采取谨慎渐进的政策措施。四国联盟的发展、官方开发援助(ODA)的实施、《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合作的持续、海洋领土争端为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契机,该战略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将呈上升趋势。

冷战后日本“北方领土”政策：演变、特征及影响

冷战后,日本逐渐采取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北方领土”政策。在两次领土政策强硬时期,日本政府都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试图利用自身经济优势迫使俄方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在两次领土政策缓和时期,日本政府试图利用首脑外交和经济手段,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其中,外部环境和国内领土争论是日本采取不同于冷战时期“北方领土”政策的重要原因。此外,不同领土政策对解决领土问题和处理日俄双边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如何把握日本政府制定“北方领土”政策的规律和特点,对于预测日本政府未来的领土政策有重要作用。

论段祺瑞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

段祺瑞执政后,改变了袁世凯时期"中而不立"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对德奥宣战。其主观动机是抑制日本,力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非受日本政府驱使。可当日本积极支持中国参战,并大量地向北洋政府提供贷款,成为段"武力统一"内政方针的财政后盾时,段政府就成为了日本利用的工具。其直接后果,致使中国国内军阀的军备剧增,导致政局的进一步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分裂,反不利于统一。段依靠日本统一南北的政策是与虎谋皮,断送了政权合法性的民族道义,促使着中国民族运动高潮的到来。

朴正熙的经济外交政策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朴正熙在1963至1979年执政期间,通过施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成功扭转了韩国积贫积弱、国力低下的状况,帮助韩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治理韩国国内环境的同时,朴正熙还通过外交政策上的改革,特别是积极推行一系列的经济外交政策,逐步改善了韩国的外交状况,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间接地加速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本文通过对朴正熙经济外交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三方面特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外交模式、韩日邦交正常化、北方外交进行阐述与研究,从而系统分析其经济外交政策在营造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获取经济发展的外部资源、激发民众参与经济建设的动力、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储备人才与技术等方面,对韩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影响,以期从中获得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益启示。

中日复交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之所以未能化干戈为玉帛,是美国当局设置多重障碍所使然;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最终重新恢复邦交,则是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同中国复交所使然。由此不难洞悉,中美关系状况尤其美国政府对中日复交之态度,直接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乃至结果。美国因素对中日复交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启示我们:一方面,在"美主日从"同盟关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日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一直密切于中日关系,任何奢望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状况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对此我们要准确评估并保持清醒认识;另一方面,鉴于日本对华政策还将长期服从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因此建立和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是我国今后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并走出低谷的主要路径之一。

“七七事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以1937—1938年时间段为限

日本借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运动,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美国利益的变动而变化着。卢沟桥事变后,美国的态度从积极到消极再到半积极,从"不承认主义"到严守"中立"直至对日制裁,究其转变的原因为美国崇尚的利益至上原则、国内长期盛行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思潮、美日经贸关系更为重要。美国该时期对日政策,客观的说,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既打击了中国抗日的行为,也助长了日本侵华意图。